今年，關于“高考狀元”的炒作有點降溫，轉到了香港。如：港大錄取了363個學生，其中21人是高考省市狀元，比去年增加4個。又如：香港今年17名高考6A、5A“狀元”中，15人擠向最熱門的商科，更有一半人都選擇“投行敲門磚”環(huán)球商業(yè)管理專業(yè)。又如：今年廈門的兩個省理科狀元都沒有報考香港大學，但有兩個來自廈門的往年省理科狀元目前就讀于香港大學。炒“高考狀元”，無非是炒大學，可以看出高考入學的一種新的走向。但是，這類消息對“狀元”們?nèi)蘸蟮某刹牛乙詾闆]有多大意義。
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倒在于：“高考狀元”今何在？有識之士作了調(diào)查，結果發(fā)人深省。云南教育廳長羅崇敏研究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來全國的124名高考狀元，他在6月25日公開發(fā)表調(diào)研結果：“他們一個都沒有成為所從事職業(yè)領域的領軍人物�！边@個結論，為熱衷于崇拜高考狀元的人兜頭潑了一盆冷水。無獨有偶，中國校友會網(wǎng)總編、“高考狀元研究”課題組專家趙德國今年也作了一個類似調(diào)查，調(diào)查了自1952年至2011年全國范圍內(nèi)的1400名高考狀元，現(xiàn)有的職場狀元名單中出現(xiàn)了高考狀元的身影(兩院院士)，但交集非常少，且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高考狀元。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高考狀元無一人成為職場狀元。兩個調(diào)查結論，不謀而合。當年高考中了狀元的，離校投身社會后，大多成了“仲永”式的人物。年輕時考試成績了了，參加工作后大多湮沒無聞，有的成了全職太太。
這是什么道理？
道理并不復雜：“高考狀元”也者，只是高考分數(shù)得了第一。為了追求這個高分，他們往往把全部精力用于解題、用于死記硬背。時間是一個常數(shù)，你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背書和解題，不免顧此失彼，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能力必然大受限制。為應付考試而去解許多怪題、偏題，即使得了高分，很可能是造就了一批高分低能的人物，而他們本身的創(chuàng)造性、想象力、彩色思維，則很可能被抹殺了，而后者正是培養(yǎng)一位頂尖人才（院士或全國勞模）所必具的品質。“高考狀元”多數(shù)只有分數(shù)的優(yōu)勢，從小死讀書，擅長解難題，他們一旦走向社會，其死讀書的短處就顯出來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不是全部）難以成為頂尖人才，便不是偶然的了。
“職場狀元”是在投身社會實踐之后動手做出來的，是將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轉化成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成果，獲得高端的物質產(chǎn)品或精神產(chǎn)品被評上的。個人在職場成功的關鍵因素并不全部在于智力，而在于個性、情緒智力和持之以恒的毅力等非智力因素。考察一個人的真才實學，主要標尺是看他能不能做到活讀書，能不能活學活用書本知識來解開社會實踐、科學研究和生產(chǎn)實踐中的各種難題�！案呖紶钤贝蠖鄡�(nèi)向、高傲、情商較低，動手能力較低，易成“象牙塔內(nèi)的狀元”。如果未在大學調(diào)試好，進入社會后短期內(nèi)將很難適應工作。俄羅斯的知名導演斯坦尼所說過的：“沒有頑強的細心的勞動，即使是有才華的人也會變成繡花枕頭似的無用的玩物�！痹S多“高考狀元”正是如此。他們畢業(yè)后在職場中對于遇到的難題，因高分低能而束手無策，終于也成了“繡花枕頭似的無用的玩物”。
對“高考狀元”的崇拜，乃是對分數(shù)的崇拜，當然也是對應試教育的崇拜。這里且回到本文的題目上來。既然“高考狀元”難成“職場狀元”，我們就不必過于追求分數(shù)，不要把“高考狀元”看得過重。分數(shù)是要的，學歷也是個好東西，但過于看重分數(shù)、學歷、考試名次，有時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我們對于應試教育的嚴重弊病和消極后果，應有進一步的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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