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來了，襲秦之漢為何不恢復秦朝的“法治”，卻反而重定禮制?據(jù)《管子》載：在上古時代，未有君臣上下之別，綱常倫理之分，人群聚之只為能存活于世。在沒有制度約束的時代，“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為了改變這個局面，有賢人挺身而出，制定出禮法，“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禮，自此始。禮對于新生的漢王朝來說意義重大。禮能夠發(fā)揮與嚴刑峻法幾乎同樣的效果卻更易于百姓接受，因為其能夠從道德的、人內(nèi)心的層面上約束、引導個人的行為而不是從外部通過嚴刑苛律來壓制個人內(nèi)心的欲望、強制營造一種高壓的恐怖來維穩(wěn)，秦亡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律太過于嚴厲苛刻。百姓們歷經(jīng)戰(zhàn)國動亂、暴秦律法、秦末戰(zhàn)爭，飽受秦律與戰(zhàn)爭之苦，漢初先廢秦律再定禮制，在制度層面上用一種溫和的方式使百姓喘口氣兒，維護社會穩(wěn)定。

　　秦朝雖然多嚴刑苛律，但也有禮的存在。早在西周時期，秦人就已經(jīng)有一定程度的定居生活，并成為周的附庸，開始吸收周文化;后周王室衰微，被迫東遷，秦人護駕有功，受封岐山以西之周王室故王畿，不可能不受到周文化的影響。禮源于周公，可以說周文化就是禮文化，禮是主張有尊卑之分、維護等級秩序及綱常倫理的，所以，從一開始秦文化里就帶有“禮”的印記。同時“始皇帝”的稱號以及相配套的禮儀制度的建立是李斯“與博士議曰”所提出的，而博士是以儒生為主體的參政人員(叔孫通就是秦朝博士)，最關鍵的是李斯乃是主張禮法并用的大儒荀子的弟子，所以不難看出儒家思想對統(tǒng)治思想的滲透。秦亡揭示了法主儒輔這條路行不通，漢朝取其精華、去其糟泊，主儒之禮，以法輔之，以禮為中心來重建等級秩序，鞏固政權(q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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