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作為一個皇帝，殺功臣，殺外戚，殺權臣都是很正常的，只要有人擋在皇權的路上，那么皇帝就有一萬個理由殺了他。更何況當臣子做了一些特別犯忌諱的事時，他就非死不可了，文帝時期周勃不也發(fā)出了“吾今始知獄吏之貴”的感慨，更何況，你們所謂景帝的“寡恩刻薄”也大多針對的是勛貴官僚，圣天子垂拱而治，官場上“眾正盈朝”，地方上鄉(xiāng)紳士大夫其樂融融，所有既得利益者們一團和氣，這就是你們所謂的盛世？

　　你們難道不知道一個國家穩(wěn)定真正依靠的還是中層人民的力量，中國古代多指中小地主和自耕農，就是所謂的“良家子”，相比之下，景帝時期百姓的生活壓力還是比較輕松的，至少比武帝時期輕松，武帝晚期國家經濟已經瀕臨崩潰了（告緡、白鹿幣），各地都出現了叛亂的情況，景帝時期國力也大有提升，沒有文景這么多年的積蓄，且內部諸侯王勢力大有削弱，武帝怎么能安心的征伐四方，說到武帝，人們大多夸耀他的功績而將他神話�？陀^來說，武帝朝人才濟濟，君臣攜手，洗雪了漢朝開國以來的平城之恥、呂后之辱，帥師伐國,北擒單于問罪于前，其文治武功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人能夠與之媲美。

　　但其實關于武帝的廟號，是宣帝為了鞏固自身統(tǒng)治需要而上的廟號，夸耀祖先的功績而鞏固自身權力的合法性，武帝在位時，一紙告緡令使國家商業(yè)停滯倒退，發(fā)行白鹿幣使國家公信力受損，尋仙求丹，大建宮殿使國庫空虛，文景兩代積蓄都被揮霍一空，有人或許會說國庫空虛是因為武帝征伐匈奴、三越、朝鮮所致，但是通過資料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如果不是他的 和好大喜功，漢朝當時的經濟也不至于近乎崩潰。

　　不可否認的是，文帝景帝給武帝留下豐富的帝國根基，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綜上所述，我認為，評價一個皇帝在位的得失并不在于他私德如何，而在于他在位時所推行的政策是否有利于國家實力的提升，他治下的百姓生活是否安康，我們不能以現在普世的價值觀來要求當時的主流思想，更不能以一群腐儒的道德標準來衡量皇帝。

　　翻閱史記的十二本紀，你會發(fā)現孝景本紀和孝武本紀的文風和其他十本紀截然不同，而且和其他的世家，列傳的文筆也大相徑庭。像戰(zhàn)國秦朝離武帝朝那么久遠的年代，司馬遷手中掌握的可靠性史料更少，卻能讓讀者讀到這些前代風云人物時覺得身臨其境如見真人，每個歷史人物描寫得如現代武俠小說中一樣情節(jié)扣人心弦，這主要歸功于太史公高超的文筆，尤其是你讀孝文本紀，你會被漢文帝一句句上諭中透露出來的德治仁政深深地打動。

　　但是一翻到孝景本紀，就只有聊乏味的記錄歷史事件，到最后太史公曰按例要給評價了，他也只是稱贊孝文大德，七國之亂的錯更是推在了晁錯身上。孝景只是帶過一筆，這已經很能說明態(tài)度了，司馬遷對漢景帝漢武帝父子兩代的態(tài)度都相當不認可，但你不敢也不能當面指責當朝天子，所以干脆不予任何評價，只是簡單的羅列客觀史實，更何況，孝景本紀和上本紀是被漢武帝看過后要求刪改的，罵晁錯，上司不好罵當然只好讓手底下辦事的人背鍋啦，司馬遷是一個典型的黃老信徒，崇尚無為而治的理念，從他對呂后和漢文帝的高評價就看得出來，呂后作為當朝反動派，他卻敢對呂太后的治國政績不惜筆墨大加贊揚。

　　漢景帝雖然也沿襲了他父親黃老無為的治國思想，但很明顯他身上沒有像他父親一樣貫徹了完美的老子思想，七國之亂的確是場完全可以避免的兵災。因為漢文帝時賈誼就提出了眾建諸侯寡其力，這是后來主父偃推恩令的原型，這招分封土地給諸王庶子的效果等于肉爛在鍋里，時間會幫你解決很多問題，假以時日，最多兩三代人的功夫，諸侯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就會自動土崩瓦解，如果說這招溫水煮青蛙是上策，那晁錯給漢景帝出的削藩純粹就是下策了，同樣是貶抑功臣，漢文帝只是讓周勃下獄受苦最后還保他侯爵安享晚年，漢景帝是直接讓周亞夫餓死在牢獄。在最后，我想說，漢景帝是明君還是昏君，都是見仁見智的的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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