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激進革命曾使現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呈現了二元化的斷裂，一邊到外間接受風暴的洗禮，一邊還在家中保守最后的親情，那么，這種革命的進一步發(fā)展，特別是在登峰造極的浩劫時期，就更加無情碾碎了家庭這個傳統(tǒng)文化的最后細胞。骨肉之間的反目、父子之間的成仇、夫妻之間的離間，曾被當做“先進”的事跡，被大肆鼓勵和高調宣揚。

　　作為殘酷的報應，如今充盈到耳際的各種消息，無論是從公而言，還是就私而論，上至政經大事、下至家務小事，如果能看得透徹些，就全都凸顯了家庭文化的敗壞與缺失。這個最小的社會細胞，已不再能為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進程，提供足夠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到這時候，人們才有可能省悟到，把“傳統(tǒng)”與“現代”截然對立起來，有多么短視與荒唐。

　　我們辛辛苦苦建造和維系的家庭，究竟應當傳給后代什么？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的家庭雖已不是原樣的傳統(tǒng)社會單位，因為它們在“全能社會”中受到很大的削弱，然而它們在那個原始積累的階段，仍起到了基本的經濟紐帶作用。在這種建筑于血緣上的社會單位內部，畢竟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信賴最大。

　　然而，一旦親密合作的收益來到了，那么由于家庭文化的殘缺，事情就已經在走向反面了，而且還完全可以預見：從現在開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文化上的缺失，會形成更加尖銳的挑戰(zhàn)。

　　各種各樣的信息，向我們呈現出了這樣的局面：所謂富二代、官二代等已經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更不要講，很快就還會有“富三代”、“官三代”的問題刺眼地凸顯出來。一個家庭的起點越高，怎么反而對下一代的人格成長，構成了公認的和普遍的障礙？由此暴露了嚴重的社會病癥。

　　這迫使我們去仔細思考：我們辛辛苦苦建造和維系的家庭，究竟應當傳給后代什么？其實說來說去，也無非就是四種排列組合：

　　其一，除了赤貧，什么都不能傳承給后代。如果是那樣的話，情況當然會比較被動，因為孩子的起點會很低，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大獲成功的幾率相當微小，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動，給再下一代創(chuàng)造機會和充當階梯。

　　其二，不過，也許人們未曾想到的是，相形之下或許更壞的反倒是，只傳給后代以身外之物。這個起點看似頗高，身在其中者還會被認作幸運兒，然而，由于終點往往可憐或可悲，有時甚至比前一種的危險更大。對此，我們只要把分別來自中國和西方的兩句諺語疊加起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不過三代”；另一方面則是，“當過帝王，方知當百姓之不易”！

　　更不要說，家族給后代留下了過多和過于篤定，也會讓下一代無法獲得基本的自由。法國哲學家薩特，基于其強調個體存在的現代意識，就曾非常獨特地描繪出此類問題。他在小說《一個企業(yè)主的童年》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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