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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革命以及磨盤
時間:2012-07-12 23:50   來源:四川在線   責任編輯:毛青青

  李正榮

  本文提到的“文學與革命”是一本書,作者是到現(xiàn)在仍然沒有“摘帽”的最有名的反革命托洛茨基。1991年,蘇聯(lián)解體之際,莫斯科政治文學出版社再版了這本書。版權頁上的出版說明有這樣一句:“此書第一次出版于1923年,在很長的時間里,這本書在圖書目錄里是罕見的,更是禁止出版的!

  的確如此,即使是現(xiàn)在的俄羅斯,也很難找到舊版的《文學與革命》。一部討論“文學與革命”關系的書,在崇尚革命文學的國度里被長期幽禁,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嘆的事情,但并不覺得奇怪:“人以文傳,文以人傳”,托洛茨基身敗名裂之后,這本書自然也隨之銷聲匿跡了70年。

  或許還有另外的原因。

  為何不許革命

  如今展開《文學與革命》這本書,里面的觀點不但感覺不到“反動”,反而處處似曾相識,書中的語言,對于我國稍微年長一點的讀者來說,都是“耳熟能詳”的。略不小心,看了某一段文字的開頭,就會順嘴背誦出這一段文句來:

  “誰反對我們,誰就不是同路人,誰就是敵人,我們就要在必要時把他驅逐出境,因為,革命的利益是我們至高無上的法律!

  還有這一段:“那些十分認真地談論無產(chǎn)階級文化的人,那些正在制定無產(chǎn)階級文化綱領的人,是根據(jù)與資產(chǎn)階級文化形式上的類比來思考這一問題的。資產(chǎn)階級奪取了政權,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文化;無產(chǎn)階級在掌握政權后,也將創(chuàng)造出一個無產(chǎn)階級的文化!

  托洛斯基否定這個“邏輯推理”,但是,全書又何嘗不是講述這個道理呢?之所以幽禁這本書,銷毀這本書,大概是為了不使讀者產(chǎn)生錯覺:那個被稱為“托派”的叛徒,那個搞分裂主義最兇惡的敵人說出的話,寫出的文章,與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并不“背叛”,反而和革命的文藝思想、和革命的文化政策十分合拍。

  上個世紀的一百年,已經(jīng)戲劇性地走過去了。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對“革命”的概念大概較少“切身”印象。年輕一代,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其實都應該毫不在意這一段歷史,不必再去摳挖那一個時代的語句有哪些迷人的字眼。那一段歷史時期涌現(xiàn)的,被那些爭當革命理論家的斗士們所編織的術語,大可不必再翻出來曬一曬。

  不過,這些話語有時候卻關聯(lián)著一些驚心的歷史悲劇,挖出來也許可以給“過來人”和“未來人”一些警醒。

  革命是硬道理

  與這部書有關的最驚心的事件,就是這部書的作者了!段膶W與革命》無一字無關革命,而最終,這個《文學與革命》的作者卻被革了命。

  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另外一本書《斯大林》的時候,前言就說到,有很多作家沒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但是很少有這樣的作家,他還沒有完成自己的作品,自己就被書中的主人公殺死了。

  “革命”在俄語和其他西語中,原本是帶有“推倒”、“打倒”的意思的。但是,這些詞,說得太多,政治的含義掩蓋了這個詞的本意。而漢語的“革命”一直保留了這個詞的“生動”,只要看到這個詞,就能一眼看出它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

  寫了《文學與革命》這部巨作的托洛茨基,他自己的生命,竟然被“革命”以革命的英雄的大無畏的勇氣給“革”了。

  1923年,《文學與革命》出版,作者托洛茨基身居高位,僅次于列寧,他的書很有影響。第二年,托洛茨基又出了《文學與革命》的第二版,添加了一篇1924年5月9日講演稿。但是,這本書并非像我們有些人估計的那樣影響深廣。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會就通過了《關于托洛茨基言論的決議》,決議認定:托洛茨基“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偷換列寧主義”;隨后,蘇維埃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決定解除托洛茨基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迫辭去軍事人民委員的職務。從此,斯大林為首的“小組”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lián)盟”的黨內高級“革命”公開化。

  1927年,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1928年被流放到哈薩克。1929年2月12日被驅逐出境,先流亡到土耳其,然后流亡法國、挪威,最后飄落墨西哥。流亡中,托洛茨基依然堅持“革命”戰(zhàn)斗,寫了大量斯大林主題的著作。1932年被蘇聯(lián)剝奪公民權,1937年,他被缺席判處死刑,1938年又再次被判處死刑。但是,托洛茨基依然不停筆,繼續(xù)“不斷革命”。于是,斯大林派出殺手,用冰鎬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后腦。

  這樣一個人物的著述,在當時的蘇聯(lián)自然要像奧威爾的小說《1984》描寫的那樣:圖書館的主要工作是根據(jù)“政治”需要銷毀圖書、篡改圖書。

  那個直接革了托洛茨基的“命”的人,也有新材料。兇手是1913年生于西班牙巴塞羅那的 員、忠于斯大林的特工拉蒙?梅卡德爾。除掉托洛茨基之后,拉蒙?梅卡德爾被墨西哥警方判處20年徒刑。但是,后面的事情有點玄秘。1960年5月6日,拉蒙刑滿釋放,轉到古巴,然后乘船秘密轉入莫斯科。1960年5月31日,這位拉蒙·梅卡德爾被授予蘇聯(lián) 蘇維埃獎章和蘇聯(lián)英雄稱號?烁癫啄X謝列賓親手將11089號金星列寧獎章授予這個英雄。授獎辭是“因為以英雄的氣概和無畏勇氣完成了特殊使命”。這些獎賞都是斯大林不在人世之后的事,都是在蘇共20大否定了斯大林個人崇拜之后的事!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這個英雄又回到古巴。1978年,他壽終正寢。有趣的是,他的尸骨不久又回到莫斯科,安然進入莫斯科西部的革命公墓。當時的墓碑用了一個假姓氏“拉蒙·伊萬諾夫·羅別斯”。2010年以后,公墓管理者在這個名字之下添加一塊新石板,寫上了真實的姓名。

  每年5月,他的墓前依然有鮮花。

  托洛茨基的演講稿

  《文學與革命》的作者托洛茨基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革命”故事。我在莫斯科,費了很大力氣,才找到了1924年版本增加的那篇講演稿。我很佩服我的同行們,1992年,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書的中譯本,譯文和1991年俄國出版的版本一樣,都是選取了這本書的初版,即1923年版。但是,我的朋友劉文飛和他的合作者找到了這本書1924年版那篇增補的演講稿,作為附錄附在漢語版的后面。這是給中國讀者增加的一份厚禮。

  因為,閱讀這篇講演,發(fā)生將近100年前的那些并非“請客吃飯”,并非“作文章”,并非“繪畫繡花”的革命事件又歷歷在目了。

  這篇講演稿是按現(xiàn)場記錄整理的,保留會場的氣氛和細節(jié)。講話的時間是1924年5月9日,地點是俄共中央出版部(待核查),“俄共中央”主席雅科夫列夫主持會議,討論議題是俄共中央關于文學的政策問題。

  根據(jù)這份演講稿的紀錄,托洛茨基似乎來晚了。但是,他甫一開始,就對在場的革命文學領袖們大加批判,語調是高傲的、充滿了諷刺。

  托洛茨基的演講是從辯論“同路人”概念說起。

  他說,在座的屬于“鍛冶場”、“崗位上”陣營的革命家們,批評自己把反動的資產(chǎn)階級的作家稱作“同路人”。他說這是對他的誣蔑。他從來沒有把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阿爾志跋綏這樣的反動作家稱為“同路人”。

  托洛茨基說:“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在對蘇維埃俄羅斯癲癇性的仇視狀態(tài)中死去。阿爾志跋綏不久前干脆被驅逐出國了。不能那樣荒唐地亂說!誰是“同路人”?我們在文學中和在政治中一樣,將這樣一些人稱為“同路人”,這種人一瘸一拐、搖搖晃晃地與我們同路走到一定的地點,而我們大家卻要走得遠得多。誰反對我們,誰就不是同路人,誰就是敵人,我們就要在必要時把他驅逐出境,因為,革命的利益是我們至高無上的法律。”

  托洛茨基的這番話,不幸也落到自己身上。現(xiàn)在回頭看,托洛茨基的話語之間就已經(jīng)開始顯示他自己也“滑向反革命”的懸崖了。1924年1月列寧病重、去世前后,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觀點遭到“崗位派”、“鍛冶場”、“無產(chǎn)階級文化派”的攻擊,這些“派”們以自己純正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者的聲音“號叫”(中文譯文的用詞)說:“托洛茨基支持小資產(chǎn)階級的"同路人"”,托洛茨基的長篇發(fā)言,表面上是進攻,事實上,至始至終都在是為自己的“右傾”文學政策觀辯駁。攻擊托洛茨基的革命小將們有一個強大的武器,那就是引用列寧的話攻擊托洛茨基。于是托洛斯基重復說:“假道學多得很:他們引用列寧的話,實際行動卻相反!

  從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來看,他的觀點的確和列寧一脈相承。所以,“鍛冶場”、“崗位派”用列寧的話批判他有點冤枉。同樣,托洛茨基用列寧的思想痛斥這些革命家們是“假道學”,也是有點冤枉了這派革命家。

  作為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領袖的列寧,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革命文學的發(fā)展。這一點,列寧早在1903年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中就已經(jīng)明確表達了(1982年《紅旗》發(fā)表這篇文章的新譯名是《錯中錯》)。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理論,盡管對列寧的這篇文章不引不用,不導不師,但是,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大概在上個世紀20年代,言必引馬列經(jīng)典的風氣還沒有十分流行。或許,托洛茨基自命革命領袖,列寧是最親密戰(zhàn)友,所以自己不必引用列寧的經(jīng)典。

  下面的發(fā)言,明顯是借用了列寧批評無產(chǎn)階級文化協(xié)會領導們的思路。

  托洛茨基說:“我的過錯不在于我錯誤地確定了“同路人”的社會本質和他們的社會意義,——我的過錯在于,我沒有向"十月"或者"鍛冶場"的宣言致敬,沒有承認這些團體擁有代表無產(chǎn)階級藝術利益的專利權,一句話,沒有把一個階級的文化歷史利益和任務與個別的文學小組的打算、計劃和要求混為一談!蔽业倪^錯不在于“我錯誤的評價了皮利尼亞克或馬雅可夫斯基”,“我的罪過在于,我碰撞了他們的文學作坊。是的,正是文學作坊!在他們所有愛吵架的批評中,沒有階級立場的影子。這兒有的是相互競爭的文學小組的立場,——僅此而已!

  早在1920年列寧就開始對這些“文學作坊”(無產(chǎn)階級文化派)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文學與革命的三重關系

  這里有三件事要交待。

  第一,列寧對無產(chǎn)階級文化協(xié)會“爭奪”無產(chǎn)階級文化領導權力的否定。

  1920年10月5日—12日,全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協(xié)會在莫斯科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列寧在10月7日找盧納察爾斯基談話,讓盧氏代表自己在這個代表會議上強調:無產(chǎn)階級文化協(xié)會必須接受教育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并為其下屬機構。8日,列寧在消息報突然看到會議上盧納察爾斯基沒有按“昨天商定”的意見發(fā)言,而是說,無產(chǎn)階級文化協(xié)會可以充分“自治”。這讓列寧大為憤怒,立即放下手中的其它工作,起草了俄中央關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的決議。9日,在政治局會議上,列寧的思路依然被這件事緊緊抓住,一邊開會一邊又再一次起草了一個“決議”。于是,原定8日結束的會議,又延長到12日,會議通過了列寧親自起草的決議。決議的關鍵點是“必須貫徹為順利實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目標”而斗爭的精神,必須“通過先鋒隊 的領導”,必須在教育人民委員領導之下,不能“獨樹一幟”。

  列寧的這個思想早在1905年寫出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中就已經(jīng)形成。無產(chǎn)階級文學作為黨的組織中的一個齒輪和螺絲釘,這一點,似乎在俄共中央內部,沒有異議。

  大家“互相競爭”的是指揮這個齒輪的領導權。列寧在世,這不成問題,列寧一言九鼎,盧納察爾斯基立即表示:《消息報》上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他們”栽倒我頭上的。

  第二,對待“同路人”的問題。

  什么是“同路人”。這可是一個大問題。據(jù)說這個詞語就是托洛茨基發(fā)明的,另一說是盧納察爾斯基 使用。不管是誰發(fā)明這個概念,托洛茨基對同路人問題的熱衷,卻是明顯的。

  《文學與革命》的體例分上下兩部分。上部是蘇維埃俄羅斯的當代文學。下部是之前的包括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世界文學。這本書的核心命題是當代文學,所以上部是重點。托洛茨基是要按照1920年俄中央對無產(chǎn)階級文化的決議思路,分析當代文學的走向,指出未來新文學的方向。

  在他的分析中,當代文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外于十月革命的文學”,托洛茨基重點討伐了別雷。第二類是“同路人”文學,說了一大群作家:柯留也夫、葉塞寧、謝拉皮翁兄弟、皮利尼亞克、勃洛克、馬雅可夫斯基等等。第三是無產(chǎn)階級文學。但是,這個第三類文學實在不成氣候,只有一個德米揚·別德內、別濟緬斯基。托洛茨基對這一點點的“無產(chǎn)階級文學”似乎也不懷敬意,托洛茨基甚至這樣認為:“如今沒有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甚至是皮利尼亞克,世界上就不會有一個作為藝術家的別濟緬斯基。”

  那么,托洛茨基對“同路人”是否愛戴呢?絕不是。

  托洛茨基先設問:“農(nóng)夫化的"同路人"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回答:“我們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建立在一個以農(nóng)夫為主要居民的國家里。知識分子在無產(chǎn)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這兩大階級之間,就像在兩片磨盤之間受到磨研而被磨碎一些,但又重新出現(xiàn),不會被徹底碾碎,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作為"知識分子"還會保存很長時間,直至社會主義的充分發(fā)達和國家所有居民文化上得到十分顯著的提高為止。知識分子之所以服務于工農(nóng)的國家,服務于無產(chǎn)階級,部分地出于恐懼,部分地出于良心。它隨著事件的進程而搖擺,并將繼續(xù)搖擺下去!

  托洛茨基在后來編輯自己關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的言論文集的時候,特別強調說,這是他對“同路人”的性質的一個說明。

  請注意當時的這些概念:“農(nóng)夫”、“無產(chǎn)階級”、“農(nóng)夫化的”、“知識分子”。記得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當中央決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時候,廣大知識分子不是還很高興地奔走相告嗎?能不高興嗎?——終于可以不是磨盤之間那個被反復碾碎的東西了。

  托洛茨基和“鍛冶場”、“崗位派”以及“莫普”、“拉普”和“瓦普”們之間的確有分歧,但是,這個分歧不在階級立場上,而在于對待“同路人”的具體“程度”上。

  第三、誰是“同路人”?

  從托洛茨基的定性,明顯可以看出,劃分“同路人”的標準是階級標準!巴啡恕笔遣煌凇肮まr(nóng)”兩大階級的“知識分子”。

  那么,知識分子又是什么人呢。是“磨盤之間”的被碾碎的東西。這個“知識分子”在舊社會也沒有獨立性,那個時候它依附于資產(chǎn)階級。在當今社會之所以跟我們“同路”,一半出于“恐懼”,一半出于“良心”。

  托洛茨基說得對與錯,可以無限討論,但是,“文學與革命”的理論核心是階級分析。

  而我獨獨對托洛茨基順嘴說出的比喻久久不能忘懷。我在查閱原文時,越查越發(fā)感覺到“磨盤之間(междужерновов)”的恐懼,感到被碾碎、再被碾碎、再再被碾碎的“前景”,越發(fā)感到在實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目標的路途上,被視為搖搖擺擺的“同路人”而最終被社會主義大事業(yè)拋棄的可悲。可見革命的“恐懼”是必要的。

  大概葉塞寧、普列什文、曼德爾施塔姆、左琴科、卡達也夫、阿·托爾斯泰等等作家也感受到了1923年版《文學與革命》向“同路人“壓下的磨盤。該書1923年版本第一部的第二、第三、第四章對“同路人”的用語,與作者在1924年5月9日的講話的措辭是一樣的。就在5月9日同一天,39個被劃為“同路人”的作家聽說俄共中央正在開會討論黨的文學政策問題。于是起草了一封集體簽名的“致俄共中央出版部”的公開信,一方面表達與黨的事業(yè)密切合作,同時表示要以自己的方式感受新生活和表現(xiàn)新生活。最后懇請中央尊重他們的創(chuàng)作并給予適當?shù)某陝凇?/P>

  這封信大概是葉塞寧起草的,所以收錄在葉塞寧的文集當中。

  俄中央是否接受了這封信的意見?

  1925年1月俄共中央頒布了關于黨對文學的政策的決議。

  1925年年底,起草了“同路人”作家聲明的葉塞寧自縊于列寧格勒。

 。ㄗ髡呦当本⿴煼洞髮W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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