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訊讀書消息 近日，在《中國改革做對的和沒做的》新書發(fā)布會現(xiàn)場著名經濟學家華生教授接受和訊網訪談時表示，中國改革下一步的重點是在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他認為在中國轉型的當口，最優(yōu)先要關注或者解決的是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問題。首先要在土地制度、戶籍制度方面要有一個大的突破，然后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要有一個全面的政策調整，遏制住現(xiàn)在兩極分化加劇的勢頭。

    以下是華生訪談文字實錄：

[視頻] 華生：小產權房是對法治社會的挑戰(zhàn)

　　華生：過去這30年來為什么中國經濟發(fā)生這么大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在全球領先，這個主要是跟我們整個改革開放大的格局是有關系的，特別是我們在改革開放前期，因為是從一個很落后的情況下追趕，這樣國外大量的信息、技術，包括制度成功的東西會大量的引進，對于一個后發(fā)國家來說，加速了我們追趕的步伐，這是我們前期得益的。

　　后期是跟我們加入世貿組織，加入了全球化大的潮流，跟這個也有關系。從內部來講，當然是跟我們的制度，特別是經濟制度，從過去的計劃經濟向整個的市場經濟轉變，它所煥發(fā)出來的人往高處走的內在動力，包括多種所有制的發(fā)展，所以這是我們過去很成功的地方。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一系列問題，收入兩極分化，環(huán)境資源的耗費，社會不滿情緒的堆積，它面臨一些尖銳的矛盾。所以該做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從經濟社會到政治都做了充分的闡述。

　　在中國轉型的當口，恐怕最優(yōu)先要關注或者解決的是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問題。城市化到底怎么走？我們過去走的一條路對于我們成為世界工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脫節(jié)。我想下面最優(yōu)先要做的是在城市化道路選擇上，首先要在土地制度、戶籍制度方面要有一個大的突破，然后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要有一個全面的政策調整，遏制住現(xiàn)在兩極分化加劇的勢頭。

　　在社會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全面推行法制，不能以維穩(wěn)來犧牲法制，這樣會造成普遍的不公平感。同時要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要走出實際的步伐來，能夠讓公眾參與到決策過程當中來。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主要的恐怕是這些。

　　再就是財政稅收制度的改革，因為財政主要是做再分配，主要是社會福利制度，怎么樣能夠使得社會里面的弱者，一般的大眾得到社會普遍的保障和救濟，這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國家還是非常的落后。我們過去的社會福利制度主要傾斜于城市人口，特別是向體制內的傾斜，所以大量的資源都用在少數(shù)人身上，這些人做了一些努力，但是還遠遠不夠。

　　我們的稅收制度，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時代繼承下來的，和西方相比是還屬于很原始的稅收制度，屬于19世紀早期資本主義的稅收制度，它跟現(xiàn)在的西方稅收制度已經相差很遠了，因為現(xiàn)在西方制度是以直接稅為主體，我們還是18、19世紀的那個稅收制度，是以間接稅為主體。以間接稅為主體的主要問題是它要勞動大眾去承擔，越是有錢的人、越是有財產的人負擔越少，所以我們稅收制度也面臨一個根本的改造。

　　城市像我們現(xiàn)在攤大餅式的發(fā)展方式，使得交通和環(huán)境越來越不適合人居住。國際上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可能是限制主城區(qū)的發(fā)展，跳出去發(fā)展衛(wèi)星城市，然后用軌道交通把它們連起來，這些從中國來看是很缺乏的。

　　像我們現(xiàn)在的主城區(qū)和一些衛(wèi)星城市的軌道交通，包括衛(wèi)星城市的發(fā)展還在很初級的階段。因為從國外來看，要真正的能夠使得大城市的發(fā)展比較適合人居，關鍵是控制主城區(qū)的發(fā)展，控制主城區(qū)的發(fā)展，大力發(fā)展衛(wèi)星城市，非常重要的就是軌道交通的發(fā)展，就是這些城市之間你要有便捷準時的軌道交通。就像日本東京，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在東京城里面，在幾十公里以外生活，但是他們依靠軌道交通，所以它構成一個跟大的城市群，我們去東京看了，它的環(huán)境、它的交通還是相當不錯的。第一個是注重公共交通，公共交通的重點就是軌道交通。

　　在談到房子和土地的問題時，現(xiàn)在還有很多人非常關注小產權房。我認為小產權房的問題肯定要解決的，沒有一個法制國家有兩種房子，一種叫大產權房、一種叫小產權房，這個狀態(tài)肯定不能夠持續(xù)下去，這是對法制社會的挑戰(zhàn)，它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如果可以買小產權房，為什么要付高價去買大產權房。當然，現(xiàn)在買小產權房的人也有他的苦衷，這是到了要解決的時候，就是要拿出一個全面的制度設計，使得既要照顧到已經購買了小產權房的這些人，他們所面臨的實際困難，跟他的歷史原因，同時你還不能傷害購買商品房人的利益，買商品房的人是合法公民，他們按照國家的法律規(guī)定，購買大商品房，你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肯定不能讓守法的人吃虧。這個關鍵是要從國家、從中央的層次上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做一個很好的制度方案的設計，這個問題要解決并不困難。

　　現(xiàn)在的房價肯定是太高了，因為一般的住宅是應該工薪階層能夠負擔的價格，就像我們看到發(fā)達國家，包括像東亞的，像日本這些國家，你要有工薪階層能夠負擔的房價，他上班要相對比較的便利，按照這個標準，我們現(xiàn)在在大中城市普遍大家都有困難，這個房價顯然是超出了我們實際的購買能力。但是怎么調控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用行政的辦法用了一年，開頭有一些效果，現(xiàn)在慢慢作用也有限了，房價又開始活躍了，說明還是要長期采取經濟性的辦法，從制度上來解決。

　　房價所謂的高低就是跟你的收入水平有一個關系，就是房價收入比，我們現(xiàn)在房價收入比像北京的20、30，就是你的收入二三十年不吃不喝才能買一個房子，這個太高了，國際上一般認為到5、到7，或者到8，到10就算很高了，就是10年的收入買一套房子就算很高了。北京得幾十年，顯然是太高了，太高了無非是收入上去，要么是房價下來，這兩個我覺得可能要想收入馬上翻幾番恐怕比較困難，要房價合理回歸，同時提高收入，這兩方面的。

　　從政府層面來講，政府本來是為社會服務的，你現(xiàn)在讓政府去賣土地，而且靠賣住宅用地去賺錢，這樣它就不愿意土地賣多了把地價壓下來，把房價壓下來，這就完全搞錯了。說明需要改變的是這個制度，就是你這個土地財政制度要改，你讓地方政府依賴靠給老百姓賣住宅的土地來賺錢，你把政府擺到了一般居民的對立面，這個制度顯然是有問題的。

　　我們的土地財政也就是7、8年的事情，過去沒有土地財政地方政府一樣過日子，不是說非要靠土地財政。而且從全世界來看，全世界的政府都是靠稅收財政，沒有人靠賣地。唯一賣地的就是香港，香港的情況很特殊，當時是殖民地，而且它也沒有農村，基本上就是一個城市，它也不用像我們這樣收農民的地去賣，它當年從所謂官地，從中國批出去的土地，都在政府手上，所以我們的土地財政上是學了全世界最壞的典型就是香港。

　　香港不是一個國家，它是一個城市，它沒有農村、沒有農民，所以這個學來很有問題。就像香港這么一個城市，它的問題都很嚴重，把地價、房價搞得全世界屬于最高，大家意見非常大，而且富豪都是房地產商，貧富差距特別大。香港幸虧是靠著大陸做轉口貿易，依靠大陸還有一定程度的繁榮，如果是單獨的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這樣是生存不下去的，所以我們正好學了全世界唯一的壞典型，我們把它學過來了，那你當然要出事情了。

   投稿郵箱：chuanbeiol@163.com   詳情請訪問川北在線：http://m.sanmuled.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