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傳》中的俠士正是譚嗣同的刎頸之交——大刀王五，被捕后，譚嗣同在獄中寫下了氣沖霄漢的絕筆詩《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昆侖之一據(jù)說正是大刀王五。此詩上接東漢黨錮，下及并世俠士，豪邁決絕之氣充塞天地，達到了古今儒俠精神的最高境界。事實上，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lián)系，表示可以為其提供保護，但譚嗣同一口回絕，并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就使他的俠氣突破了傳統(tǒng)名節(jié)的范疇，進而與現(xiàn)代的革命精神合流，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熔鑄成一種嶄新的文化人格，在一百年來中國無數(shù)革命志士的身上見證著千古不朽的俠影。

　　余論：俠的當代價值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實行依法治國，被視為“以武犯禁”的俠看似已無甚價值，但其實不然。俠早已成為一種泛化的精神氣概與處世風范，沉淀在一代代炎黃子孫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俠文化更是作為中國文化的獨特產(chǎn)品而閃耀世界。從某種意義上講，俠的人格魅力在當今時代有增無減，這從如今武俠文學、影視的高度繁榮可見一斑。筆者以為，無論是中華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還是針砭矯正社會時弊，抑或塑造理想人格模式，俠的當代價值都是圭璧連城的。

　　盡管俠文化一直是以一種反傳統(tǒng)、反正統(tǒng)的文化存在，但歷史已經(jīng)證明一直盤踞正統(tǒng)地位的儒家文化并不是萬能的，有時甚至是脆弱不堪的，文化作為一個有機體，必然包蘊著多種面向，俠之于中國文化不僅僅是武功超凡的英雄形象甚或是舍己為人的仁人義士的典范，而早已化作融合這一切的一種獨特而豐滿的民族文化人格的圖騰，其所蘊含的崇尚正義公平、自由進步、打破常規(guī)的思想價值，誠信重諾、見義勇為、不矜不傲的倫理精神，以及孤鴻煙月、斷劍滄海、濁酒殘陽的審美意蘊，都極大地豐富和提升了中華文化的內涵與品格，必將為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提供獨特而不竭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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