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作為一位致力于書寫農村人物生活和命運的作家，您對農村可以說相當了解，但是當您直面中國農村的自殺人群和他們留下來的親人、親身接觸那些“被訪者”、深入了解他們與“目標人”的生活乃至細微入理的情感、心理時，內心是什么樣的感受?

　　孫惠芬：多年來我確實一直在書寫鄉(xiāng)村，但這并不意味我對鄉(xiāng)村“相當了解”，應該說，隨著在城市里生活時間的拉長，我對農村已經相當的不了解了。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2011年至2012年兩年的“放逐”鄉(xiāng)村，無論我跟蹤多少自殺故事，都寫不了《生死十日談》。是神經網絡里有了一個當代鄉(xiāng)村更大更宏闊的背景，內心被當下鄉(xiāng)村深刻的變革沖擊，那些“被訪者”和“目標人”的心理、情感，才有可能在心靈的經緯上著筆，就像繪制地圖時需要的比例和坐標。當然，能寫這部書，能在書中談論生死，同樣跟我知天命的年齡有關，這是后話。

　　嚴格說來，面對“被訪者”和“目標人”，當時的感受并不比回家看錄像時更痛苦，因為人在秋天的鄉(xiāng)村大地上游走，滿眼都是金燦燦的田野，情緒會得到一次次釋放，這也是為什么我會在書中不斷寫到人如何建立和自然的關系，因為我發(fā)現了自然的力量。而回到家里，情緒的陰霾包裹在一個屋子里，它們的重量越發(fā)難以承受……或許正因為如此，寫作的情緒才格外飽滿。

　　記者：進一步地說，您怎么看待這些農村自殺事件?為什么有如此龐大的農村自殺群?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是也與現代鄉(xiāng)村建設發(fā)展中存在的問題相關?

　　孫惠芬：說心里話，我經常往返在城鄉(xiāng)之間，可我從來不知道我的鄉(xiāng)村會有這么多人自殺，后來從樹華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國自殺百分之八十都發(fā)生在鄉(xiāng)村，而我的故鄉(xiāng)，自殺率只比全球的平均水平———萬分之十六高一個百分點，萬分之十七。中國的自殺率是萬分之二十三，居世界第一。實際上，自殺是一個世界性課題，無論亞洲還是歐洲美洲，無論城市還是鄉(xiāng)村，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自殺永遠存在。昨天電視《世界周刊》就報道了一個美國二十六歲電腦奇才施瓦茲的自殺故事。任何故事都離不開它發(fā)生發(fā)展的時代和環(huán)境，鄉(xiāng)村的自殺，自然離不開中國的城鄉(xiāng)一體化進程。其實是寫作的時候，我才發(fā)現，自殺在我的筆下不過是一個籃子，它裝進的，是鄉(xiāng)村在城鄉(xiāng)一體化進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對生死終極問題的追問和思考，這是現實力量的驅使，我無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進去，然后，如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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