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的鄭雅君的故事可以寫成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本科、研究生就讀于復旦大學，本科畢業(yè)論文獲中國社會學年會 論文獎，碩士論文獲首屆全國教育實證研究論壇 學位論文獎。獲得「復旦大學 畢業(yè)生」、「上海市 畢業(yè)生」稱號，目前在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標準的精英。
另一個版本是：她生長在地處偏遠的甘肅省張掖市，少年喪父，由母親獨力撫養(yǎng)。中學時的鄭雅君把全部時間都用來學習，卻因過于緊張，導致第一次高考失利，只能復讀。第二年考入復旦后，她聽不懂老師講課，甚至聽不懂出身大城市的同學聊天。大四時，她發(fā)現(xiàn)自己找不到畢業(yè)出路，只好申請延畢一年。
某種意義上，是后一個版本里的鄭雅君造就了前一個。在大學受挫后，她開始思考：大學生的出路是怎么形成的？為什么弱勢背景出身的學生，到精英大學后常常碰到障礙，難以融入？同樣是金榜題名，為什么出路千差萬別？
鄭雅君訪談了兩所精英大學的62名同學。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擁有不一樣的大學生活體驗和職業(yè)方向。鄭雅君發(fā)現(xiàn)，精英大學是一所精心布置的「迷宮」，學生需要盡早決定自己將要去哪個出口，并擁有一套認識和安排大學生活的技巧——大到職業(yè)規(guī)劃，小到選課、參加各類活動、刷實習履歷，才有可能順利「通關」，在畢業(yè)時獲得盡可能理想的出路。
在此過程中，那些優(yōu)勢背景出身的學子通常會因為對這套規(guī)則的熟諳而占得先機，弱勢背景的學生則往往會經(jīng)歷茫然無從的階段，有的甚至在臨畢業(yè)時才匆忙抓住某個夠得著的機會。上大學的方式，制造了畢業(yè)出路的階層差異。
鄭雅君以此為課題寫成了碩士論文，進而擴展成了一本書《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在書中，她根據(jù)訪談案例進行了剖析，呈現(xiàn)出路分化的原因和過程。作為一個不算優(yōu)勢背景出身的學子，她更多地共情和自己相似的同學。她認為，一時的所謂「落后」并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感所在，并努力踐行。
以下根據(jù)鄭雅君的講述和《金榜題名之后》中相關內容整理而成——
1
2018年，我正在香港大學上博士一年級。八月的一晚，我和一位師兄站在校園的路邊上，聊著我新一輪田野調查的感受。那時我剛結束了對復旦大學選調生的訪談，自覺有不少新發(fā)現(xiàn)。
那時，關于大學生出路的問題，我已經(jīng)研究了近5年。從復旦到港大，我一直在追索：大學生的出身背景和他們在一流大學接受的精英教育，怎樣對個人的生涯選擇共同產(chǎn)生影響，造成他們畢業(yè)出路的分化？
我在復旦上本科時，母校本科生的去向大約是三成出國留學，三成保研，三成就業(yè)。看上去光鮮的整體數(shù)據(jù)，抹不平個體的差異：有人手握多個優(yōu)質offer，有人臨近畢業(yè)才匆忙找了個工作，還有人不確定該干什么，依照好學生的慣性選擇了直研甚至直博，將未來五六年漫長的時光交付給或許并不真心喜愛的學術研究……而我自己大四時甚至找不到出路，只好申請延期畢業(yè)一年。上的是同一所大學，為什么出路千差萬別？
恰好在那時，我偶然發(fā)現(xiàn)了社會學的視角和解釋能力。雖然我是社會學專業(yè)的，其實之前一直并不真正理解社會學，也不知道它能用來做什么，只是按部就班跟著老師，把社會學作為純粹的「知識」來學習。
大四那年，我選修了一門通識課，《中草藥概論》。原本以為會講開方抓藥之類的，沒想到上課的是一位研究生物化學的老師，完全用現(xiàn)代科學的方法來講中草藥。
例如某種中草藥里起作用的是什么化學成分。我突然受到啟發(fā)，想到同一個課題，可以用不同的視角去看待。再回過頭看社會學，我發(fā)現(xiàn)它提供了一種結構性的視角，去看個體的命運被什么更宏大的因素影響。就這樣，臨近畢業(yè)時，我終于意識到了社會學在做什么。
我找到我們系的周怡老師，跟她說想用文化社會學的方法去研究大學生。雖然我那時候在我們班根本不算出挑的，但周老師還是給了我很多支持，她建議我繼續(xù)讀書深造，「任何題目其實都能做出東西來，只要找到好的切入口」。延畢那年，我靜下心來讀了不少相關的書。我想，既然已經(jīng)決定做學術了，就慢慢來，慢慢來比較快。
本科畢業(yè)，我進入復旦高等教育研究所讀研，正式開啟了研究。為了增強自己的社會學功底，我在高教所讀研的時候還「篡改」培養(yǎng)方案，主動選修了不少社會學系的研究生專業(yè)課，繼續(xù)和我社會學系直研的很多同學廝混在一起。我們有一個五六個人的小圈子，都對教育社會學感興趣，一起去上李煜老師新開的「教育與社會」，吃飯也是聊研究相關的東西，有時候也拉著李老師一起吃，儼然是一個迷你版的學術共同體，我研究能力上的很多長進都來自于這個共同體。
我先在復旦找了18名同學做訪談，之后又到北方一所 大學訪談了20位同學。了解他們的家境：家庭的經(jīng)濟地位、地域、父母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自己在校的感受和投入，以及未來的職業(yè)方向。
一開始和那些出身背景好、精英氣質濃郁的同學聊時，我心理上有些緊張。我來自西北小縣城，在我的印象中，那樣的同學都很自信，也更容易對人對事進行評判，甚至挑剔。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像數(shù)學院的經(jīng)緯家在上海，父母都是企業(yè)中層，家在上海市區(qū)有4套房。他畢業(yè)于上�！杆拇竺！怪椎哪乘� 高中，學校開設了500多門發(fā)展課程供學生選修。經(jīng)緯的高中生涯，和普遍印象中的苦讀完全不同。和他聊天時，他經(jīng)常用來形容自己的一個詞是「有趣」，并且毫不諱言地批評數(shù)學院的很多同學學業(yè) ，但「不夠有趣」，「最后還是去了四大這種很普通很穩(wěn)妥的地方」。
相形之下，出生背景較弱勢的同學整體顯得茫然、保守。冰倩是留守兒童，從湖南鄉(xiāng)下考進復旦。家里從沒出過大學生，沒有人告訴她應該怎么上大學。冰倩覺得上了大學就自由了，懵懂地憑著興趣上課，刷劇，到大三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績點根本沒有保研資格。她也沒有任何實習經(jīng)歷，匆忙準備考研也失敗了，陷入無路可走的境地。坐在我對面，冰倩眼中流露出失落與懊悔。北方大學的禹海來自山西農村，雖然成績不錯，但他意識到了自己和其他同學的不同。比如同學要出國了，他才意識到還有這樣的路徑：「自己的經(jīng)歷以及所處環(huán)境的限制，導致自己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會比別人晚個一兩年，差別很大。」
隨著案例累積越來越多，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大學是一個精心布置的「迷宮」，并不存在一條「主路」或標準走法。每一條小路（例如科研、學生會、社團等）都各有乾坤。學生們在各條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邊選擇路線，一邊在路途上收集著有價值的籌碼（成績、經(jīng)歷、獎項等）。
「迷宮」出口的路主要有三條：出國留學、國內讀研和求職，對應著不同的籌碼要求和兌換率。比如打算畢業(yè)后出國留學，就要著重提升成績和外語能力，最好還能參與學術研究和境外大學交流項目；如果準備求職，成績就僅是次重要的要素，實習經(jīng)歷和對行業(yè)的了解更加關鍵。
進入精英大學，學生需要盡早決定自己將要去哪個出口，并擁有一套認識和安排大學生活的技巧——大到職業(yè)規(guī)劃，小到選課、參加各類活動、刷實習履歷，才有可能順利「通關」，在畢業(yè)時將手中的籌碼兌換成盡可能理想的出路。而這套技巧，更多是由優(yōu)勢的家庭經(jīng)濟文化背景帶來的。換句話說，那些出身背景好的同學，比其他人更加「會上大學」。
在北方大學做訪談的那個冬天，告別被訪者后，我常常迷失在龐大的校園里。就像我，以及和我相似的同學，因為缺少優(yōu)越的文化背景加持，在大學四年里，難以找到一條合適的路。
2
大四上半學期，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做交換生。宿舍區(qū)在半山，正對著吐露港，一眼望出去，大海茫茫無際。我感覺自己的人生也是那樣，看不到出路。
這是三年茫然無措的大學生涯帶來的結果。進大學第一年，我特別想不通一件事。從小到大，我已經(jīng)夠努力了，沒有浪費任何一天，為什么和其他同學相比，我看上去那么差？
怎么差呢，甚至連別人說話都聽不懂。同宿舍3個室友，一個上海的，一個昆明的，一個沈陽的，我是 一個來自省會城市以下的。她們很友好，但我發(fā)現(xiàn)自己聽不懂她們聊天。她們說托福，我一臉懵，那是什么？
一入學有個英語測試，根據(jù)成績分到不同層級的班里上英語課。室友們都進了 的班，我進的是倒數(shù)第二層級的班，據(jù)說哪怕不參加測試，也能分到那里。更挫敗的是，連這個層級的課我都聽不懂。我高考英語136分，不算是個太低的分數(shù)，但一直是按應試去學的，我當時的實際英語水平不足以造出一個日常生活中能用的句子。
選課也讓我摸不著頭腦。課程不該是學校安排好的嗎，怎么還要自己選？室友們也不太明白怎么選，不過她們會找學長學姐們請教，帶回來一些經(jīng)驗。比如盡可能把通選課安排在大一修完，其他課程也盡量往前趕，為高年級出去實習爭取時間。我就照貓畫虎地學著大家的方法選。我還得去學校的機房，因為我當時并沒有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因為在我老家「據(jù)說」這不是必需品。
到了專業(yè)課上，迎頭又是一擊。大一的專業(yè)必修課有徐珂老師講的《社會學概論》，徐珂老師課講得好是有名的，因為這門課是很多社科專業(yè)的基礎課，別的學院的同學也對這門課贊譽有加。新聞系都有很多學生修他的課。他上課經(jīng)常用很多電影來舉例，像《玫瑰的名字》《巴別塔》《楚門的世界》《肖申克的救贖》，來幫助學生理解當時對我們而言還很陌生的社會學理論。但我從來沒聽說過這些電影，更別說理解背后的理論了。
后來和徐珂老師熟悉了，我告訴他，那時一到他的課堂上我就睡覺，因為聽不懂。一次迷迷糊糊醒來，只見徐珂老師兩手在空中托舉，說「社會就這樣浮現(xiàn)出來了」。我心里嘀咕這是啥啊，社會咋還能浮現(xiàn)出來？
還有一次，老師表揚一位同學的課程作業(yè)。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那篇作業(yè)叫《金色拱門之下》，講社會的麥當勞化。理解那套文化符碼的人一看標題就明白是說社會像麥當勞一樣，正在變得快速、流程化。但我不懂，只覺得同學好聰明好厲害，我只知道麥當勞是吃的，他們怎么還能抽象出一套東西來？
而我中學時除了三毛，基本沒看過別的課外書。三毛還是在刷N遍題后，擠出空偷摸看的。對人文社科知識，我的了解可以說是零。我媽是學農林的，她也不懂那些，不可能給我什么啟蒙。慢慢地，我意識到自己和很多同學的文化底色不同。他們在用那套彼此洞悉的語言交流，我身處他們之中，就像個山頂洞人。
就連參加社團，背后也是文化資本在起作用。我加入過校園媒體，但不會找選題，判斷不出什么值得做報道，寫出來的稿子也不符合要求，不久就退出了。還曾經(jīng)想進學生會學術部，覺得聽上去挺高端嚴肅的。面試時學長問我，假如我們舉辦一場活動，嘉賓遲到了，你作為組織者需要唱首歌維持氣氛，你會唱什么歌？你知道我唱的什么嗎？我唱：小鳥在前面帶路，風兒吹向我們。
結果當然被刷掉了。后來想想，學長的問題其實也是在對「文化密碼」，看我和他們的要求是否匹配。如果我唱一首年輕人都喜歡的流行歌，或是更小眾、顯得更有品味的歌，肯定就能通過。但高中三年我是不允許自己聽歌的。因為一聽歌旋律就會刻在腦子里反復播放，會影響我學習。打車去考場考試，我都會特意請司機不要放音樂。當下流行什么歌，我根本不知道。
后來我在訪談中了解到，很多來自弱勢背景的同學都經(jīng)歷過和我類似的沖擊。因為不具備精英大學中默認掌握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我們撞上了「文化障礙」。
整個大學四年，我都在追趕周圍的同學，試圖至少看上去和他們相似。別的不說，成績不能落下。我找教材，畫重點，背誦，應對考試。需要寫論文或讀書筆記的，就慢慢摸索老師喜歡什么樣的文章套路，照著去寫。畢竟也不笨，整天花心思經(jīng)營這些，成績還過得去。但其實骨子里沒變，還是做題家那套思路和方法。交際圈也限于和自己背景相似的幾個同學。后來我讀到哈佛大學教師安東尼·亞伯拉罕·杰克的《寒門子弟上大學》，書中指出「入學并不代表融入」，那時的我，并沒有融入大學的主流文化背景和生活。
到了大四，我得到機會去香港做交換生。這其實也是一個隨大流的舉動，因為同學們都去境外大學交換，大部分是大二大三去，我因為英語不行，一直拖著不愿考語言，拖到了大四。當時還是很高興的，雖然晚了點，畢竟看上去和同學們一樣了。
體驗了一段時間新鮮感，尋找畢業(yè)出路的壓力來了。我才發(fā)現(xiàn)，在主流的幾條路徑上，自己幾乎都沒有做好準備。我在一個做社區(qū)建設的公益機構當了很久志愿者，工作能力很受肯定，就想著要么去那里工作。結果機構里帶我的老師跟我說，國內的社工發(fā)展不算理想，以你的學校背景，沒必要做這樣的工作，拒絕了我。如果想保研，則要從10月份開始準備一系列手續(xù)，而我人在香港，在復旦處于休學狀態(tài)，沒辦法申請。至于出國留學，也沒有提前籌劃。
那幾個月我特別焦慮，每晚要到凌晨三四點才能入睡，白天又醒不來，大把大把地掉頭發(fā)。一次起晚了，想起還有廣東話課的口語考試，急匆匆趕到考點，考試已經(jīng)結束，教室里空無一人。我站了一會兒，悵悵地離開了。
錯過這個考試對我的成績沒什么實質性的影響，但帶來了很大的心理沖擊。我覺得自己的狀態(tài)已經(jīng)糟糕到連正常生活都維持不了的地步。到了年底，出路仍然沒有著落，我終于決定，延期畢業(yè)一年。
不能按期畢業(yè)，感到挫敗是必然的。好在那時，社會學的養(yǎng)分已經(jīng)能夠給我提供一些幫助。我想，陷入這種困境不全怪我，而相當程度上在于我生長在西北小縣城，起點比別人低，來到名校，我需要更多時間去適應。當時我就是這么告訴自己的。
我至今都感謝復旦，在我無路可走時給了我一個緩沖期。當時我已經(jīng)修完所有課程，沒有所謂正當理由要求延畢。但學校很快批準了我的延畢申請。
從香港回到復旦，好舍友在宿舍區(qū)門口等我，幫我拿大包小包的行李。在被關愛的氛圍中，我舒緩了下來。延長的一年，也讓我終于能有個空隙緩口氣，尋找方向。
從那時起，我開始想要研究大學生的出路。大家不是都說，上了好大學，接受了好的教育，就會有光明的出路嗎？為什么我4年下來一個出路都沒找到？到底卡在了哪里？教育和社會分層、社會流動到底有什么關系？我迫切地想要弄清這些問題。
在校園里做訪談的鄭雅君
3
我自己算是依靠教育實現(xiàn)了向好的流動。中學時，我一直是小鎮(zhèn)做題家，臻于化境的那種。
小時候，確切地說五年級前，我過的就是普通小孩的生活，挺無憂無慮的。我家在甘肅張掖市臨澤縣，我爸在發(fā)改委工作，媽媽在林業(yè)系統(tǒng)。他們是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靠上大學跳了龍門，從農村老家走了出來。
那時我爸爸工作上挺順利的，做到了發(fā)改委主任，我媽覺得，一家有一個人干事業(yè)就夠了，她應該把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上。單位要她下基層鍛煉，方便將來提拔，她不肯去，寧可不提拔，就是為了不離開家。
我上五年級那年，我爸出了車禍。好好地出門，人就那么沒了。一夜之間，我媽的整個行動邏輯都變了。她覺得她沒了依靠，我也沒了依靠，只能靠自己了。從那時起，我媽生活里最重要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動用所有她夠得上的資源和力量，去支持我的學業(yè)。
她把我轉到相鄰的一個縣城上初中，寄住在親戚家。因為臨澤縣太小了，大家都知道我們家的事，當時我在學校當班長，有時要管理調皮的同學，有人就會用你沒有爸爸這樣的話來嘲笑我。我媽怕我受影響，給我轉了學。生活一下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從一個什么都不用憂慮的掌上明珠，突然就背井離鄉(xiāng)，沒有依靠似的。
其實那時我并不理解死亡是什么，爸爸不在了對我會有什么影響。我爸在的時候也不管我，他只負責給我買好吃好玩的，日常照顧我的事是我媽在做。最直接影響我的是我媽的焦慮感。我才11歲，她就老念叨，你將來考不上大學怎么辦，考不上大學怎么辦。
有時我媽半夜睡不著，會一個人自言自語，好像在對我爸說話，抱怨說你一了百了，我怎么辦，現(xiàn)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聽到后會有負罪感，覺得要是沒有我的話，我媽就可以跟著我爸去了。也想不通，自己怎么就從一個寶貝變成了累贅呢？
我那時候經(jīng)常做夢，夢見我媽可能哪天自殺了，或者說精神分裂，沒辦法照顧我了。我就老在盤算，如果真發(fā)生那樣的事，我們家房子值多少錢，能不能賣，應該找哪個親戚求助。后來很多年里回顧自己的生命，我才發(fā)現(xiàn)我的很多恐懼、恐慌，其實都來源于那時。
到我初中畢業(yè)，我媽覺得張掖市區(qū)的高中更好，想盡辦法把自己從臨澤縣調動到了張掖市。你知道想從縣城調到市區(qū)特別難，但她就是做到了，為了讓我能在張掖市上高中。
高二讀了文科后，我真的是努力到了極限的程度。因為高一時不太適應，數(shù)學學不好，英語也一般，整體成績比較差。我媽找了各種人來給我做思想工作，像我爸有個同學是當?shù)睾蘸沼忻拿駱芬恢械男ｉL，我媽就把我領到他家里去受訓，聽他說以你現(xiàn)在的成績根本考不上大學，你不可以這樣，看看你媽媽對你付出了多少，你沒有選擇，必須要好好學習。
我們上學本來就早，7:30或者7:00就要早讀，我為了能多學一會兒，會再早起半個小時，晚上學到一兩點才睡。學校規(guī)定每天要跑操，我要么溜號，要么跑操時也帶著小紙條，邊跑邊抓緊背幾個單詞。真的是所有時間都用來學習。漸漸地成績趕了上來，在年級位居前列。
那時我肯定是那種非常令人討厭的好學生。比如考試的時候，我們按成績排考場，我永遠在第一考場的頭幾個位置，周圍都是成績接近的同學。答卷的過程中，我會故意做出輕松的姿態(tài)，翻卷子翻得很快，表示我已經(jīng)做到第二面了，你們還沒有翻面，給周圍同學施加心理壓力。現(xiàn)在反思，一個人想要在競爭中獲勝的想法太過強烈的時候，真的會催生出一種人性的「惡」。
但其實私下里，我根本沒有那么氣定神閑。每次考試前我都會壓力爆棚，情緒崩潰到哭，擔心萬一沒有考到前面的名次怎么辦。有時我媽看見了，會跟我一起哭。高考對你來說是 的機會，你覺得這輩子的前程都壓在上面，命懸一線。
第一次高考，我在這樣巨大的焦慮下考砸了。考試時緊張到什么程度呢，連勾股定理都想不起來，結果比我平時的成績差了七八十分。下了數(shù)學考場，我就知道完了，要復讀了。
那年我的成績可以上個一本，但我沒報志愿。我又不是考不上好大學對吧？要是去個一般的大學，覺得對不起自己的付出，還有我媽的努力。她每天在家把飯做好，給我送到教室，我吃完屁股都不用挪就可以繼續(xù)學習。從我家走到學校也就15分鐘，但她想幫我把這點時間都省出來。
復讀那一年，我延續(xù)著高三的學習強度。我想，高考發(fā)揮失常，說明我對知識的掌握還是不夠扎實，那就再一遍遍壓實它。做題到后來，我一看題就知道出題的意圖，它的考點，容易犯的錯，做完就知道自己能拿多少分。焦慮還在，但焦慮已經(jīng)大不過我的實力了。
第二次高考，考完數(shù)學后我想起算一道題時公式可能帶錯了。那道題是4分，我跟我媽說，要是那道題沒錯，我就是146分，如果錯了就是142。最后果然是142。所以說，那時我已經(jīng)是個臻于化境的做題家了（笑）。
最終我的成績是全省第40名，進了復旦社會學系。當時我媽帶我去蘭州見復旦的招生老師，對方說以我的分數(shù)，進復旦只有法學和社會學兩個大類可選。我不喜歡爭訟，不想學法學，而且高中時看一些新聞調查節(jié)目，覺得社會調查挺有意思。雖然不知道社會學是干什么的，但感覺應該和那相關。我覺得如果能當一個新聞記者，去做些為社會爭取公平正義的事，挺不錯的，就選了社會學。后來做了訪談我發(fā)現(xiàn)，很多同學進大學時都是這么稀里糊涂報專業(yè)的。
在復旦門口和送我的媽媽告別，我對她說：媽媽你放心，我會好好學習的。我朦朧地知道大學和高中不一樣，但并不清楚怎么不一樣。跟我媽那樣說的時候，我想的大致還是繼續(xù)拿出做題家的努力和韌勁，在大學里拿好成績。
后來大學上得不算順利，在香港交換時那么焦慮，我從沒告訴過我媽。延畢那個暑假我沒回家，在學校跟著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熊慶年老師整理數(shù)據(jù)，其實也有點不愿回去面對那些關心的問詢。不過，那時我已經(jīng)確定了下一步要做什么，些許挫折感不會再困擾我。同班的同學們畢業(yè)時，我還和他們一起開開心心走了紅毯。
在本科大五的畢業(yè)紅毯上，鄭雅君（右二）與媽媽和兩個去年已畢業(yè)的好朋友一起走。
4
訪談完復旦的18個同學，我自覺已經(jīng)找到了家庭背景和職業(yè)偏好間的某種聯(lián)系：出身背景不具備優(yōu)勢的同學往往把更多權重放在了回饋家庭、求取穩(wěn)定上，更傾向于回家鄉(xiāng)做公務員這類工作；出身背景好的則更喜歡選擇賺錢多，或是自己感興趣的職業(yè)。
當年年底我到北方大學訪談，原本只是想驗證自己的發(fā)現(xiàn)，卻遭遇了挑戰(zhàn)。在北方大學，公認最好的學生很多會去體制內，大家都覺得那樣很光榮，賺錢是什么玩意兒，不值一提。我之前建立的框架一下就坍塌了。
回到復旦，我對導師訴苦，導師笑呵呵地說，解釋不了也是一種發(fā)現(xiàn)，想想為什么解釋不了？
一年后我再赴北方大學，在訪談中，北方大學和復旦的同學的共同之處清晰地浮現(xiàn)出來。我才意識到，問題出在我自己的預設上。之前我預設，每個同學的出路都是自己深思熟慮后選擇的。我曾認為這個假設很自然，這么大的事，怎么會有人不多方思考對吧？但眾多同學的真誠講述讓我看到，的確有相當多的人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做選擇，并據(jù)此來規(guī)劃大學生活。
在此基礎上，我把大學生組織大學生活的模式分為兩類：「目標掌控」型和「直覺依賴」型。前者大部分來自優(yōu)勢背景的家庭，了解大學迷宮的規(guī)則，職業(yè)目標清晰，行動明確。而后者則無意識地陷入無目標狀態(tài)，主要倚靠直覺和舊有習慣來組織大學生活。通常，前者能為主體帶來更優(yōu)勢的出路。
和目標掌控型的同學交流，我時常能感到他們的自信和對職業(yè)方向的主動求索。像把「有趣」當作重要標準的經(jīng)緯，本科期間數(shù)次創(chuàng)業(yè)，最后選定金融作為未來行業(yè)。為了入行，他跨專業(yè)考了金融類研究生，畢業(yè)后收獲了好幾個理想的工作邀請。最終經(jīng)緯選擇了做一家全球頂尖投資銀行的交易員，工作地在香港，起薪50萬元。他對此很滿意：「這個工作可以讓我用錢對這個世界上發(fā)生的事情投票�！�
追求的過程中，目標也可能發(fā)生變化。有個和我一起去香港交流的學弟學的是新聞，原本滿懷新聞理想。那幾年新聞媒體遭受了很大的沖擊，他跟我說，「理想不能當飯吃，我現(xiàn)在都羞于跟人家說我是搞新聞的�！顾麤Q定轉向金融，開始費盡力氣找各類金融實習，「我要洗白自己的簡歷」。因為跨行業(yè)，他找工作并不很順利。求職期間我見到他時，他一臉疲憊，但仍堅信自己的選擇：「既然都是當『打工狗』，我為什么不找一塊肉多的骨頭？」
目標掌控不一定都通向更現(xiàn)實、獲利更多的出路，也有人走向了相反方向。我在北方大學見到一位陜西同學，他的選擇令我充滿震撼。他從熱門的經(jīng)濟學逆流轉到相對冷門的社會學，為的是「致力于社會的改善」。后來他回到陜西做選調生，經(jīng)常在朋友圈關心社會時事、公平正義。
與目標掌控型相對應的，就是類似本科時的我這樣的直覺依賴型。囿于文化資源的不足，意識不到要及早規(guī)劃未來出路，或是迷茫度日，或是延續(xù)中學時的好學生慣性，一心只關注成績。不少人到臨近畢業(yè)，才匆忙抓住自己夠得著的某個機會。禹海一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在大三下學期選擇了符合主流的路徑——推薦免試博士。即便已經(jīng)有了看上去光鮮的出路，禹海仍在后悔，沒有早些思考自己的未來。
看到許多同學和我一樣，其實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路是怎么來的，我的很多困惑得到了共鳴。意識到這樣的困惑不是個體的困惑，它是一個結構性的現(xiàn)象。也在很大程度被安慰，明白了本科時的茫然并不全是自己的錯。
聽了眾多故事，我慢慢明白，為什么有時教育看上去對于改變命運很無力。社會本身就有強烈的「再生產(chǎn)自己」的慣性傾向，也就是說一個穩(wěn)定社會的運轉，總是朝著鞏固和再造現(xiàn)存秩序的方向去發(fā)生。再生產(chǎn)的過程中，資源會自然流向那些本就富裕的地方。認識到這個，你就不會再那么naive地覺得讀書理應改變命運，不然就是社會不公平�？蛇@個社會就的確是不公平。
當弱勢背景的同學苦苦摸索大學和社會的規(guī)則時，優(yōu)勢背景的同齡人早已從父母或更多信息源那里獲取了信息。他們中有些人的父輩甚至是參與規(guī)則制定的人。前者只能遵從規(guī)則，得不到好結果時責怪自己不夠 ，后者則有底氣質疑和無視規(guī)則。經(jīng)緯高三時參加過復旦的自主招生，成績并不理想，因為文史科目需要識記的題他大多答不準確�！肝� 不會記哪一年發(fā)生了什么事，沒有任何意義。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才是最重要的�！�
上博士后的兩個暑假，我又在復旦開展了兩輪針對農村學生和貧困專項學生的訪談，激發(fā)了更強烈的共情。一個大四女孩告訴我，奶奶從小就跟她說要好好讀書，要有出息。但在進入復旦前，她連電腦都沒有接觸過，實在不知道「有出息」到底是什么樣的出息。
看著女孩的眼淚，我暗自決定，我的書要為和我一樣經(jīng)歷過迷失無從階段的學子而寫。從故事中，我挖掘出不少直覺依賴型同學最后獲得較滿意出路的例子，告訴同類學生，自己同樣有過上好生活的可能性。
例如有個出生在農村的女孩，進入復旦后適應得較快，也很努力，學業(yè)績點高，還拿到出國交流的機會去了芬蘭。視野拓展后，她決心以后要環(huán)游世界，體驗更多未知的風景。本科畢業(yè)，她到香港讀了研究生。在她看來，這段履歷增加了她求職的籌碼和做人的底氣�；貋砗�，她如愿進入一家 企業(yè)工作。
同樣重要的是，從外顯角度（比如職業(yè)獲得）去測量，「直覺依賴者」因為付出的努力缺乏方向上的集中性，表現(xiàn)很可能不如「目標掌控者」。然而如果從多個衡量內在個人發(fā)展的角度測量，在大學里的散漫發(fā)展和自由探索，卻可能讓「直覺依賴者」在內在自我的探尋上取得進步。從迷茫到探尋，再到找到吸引我的路，我自己的經(jīng)歷，就是對此的一個小小注解。
在書里，我還剖析了大學迷宮的規(guī)則，希望為同學們順利通關提供參考。社會的確不公平，但我想盡可能為被嘲諷為小鎮(zhèn)做題家的那些學生做點什么。否則，我都對不起將自己的經(jīng)歷與心路歷程向我敞開的同學們。
復旦剛入學，身著「志德書院」書院服的鄭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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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研究生那段時間，我經(jīng)歷了難忘的自我破碎。原因不是像本科時那樣不適應，恰恰相反，是由于我突然成了 學生。
本科論文我根據(jù)和熊慶年老師整理的數(shù)據(jù)，寫90后名校學生成績和家境的關系，很意外地拿到了中國社會學年會的 論文獎。這是全國性的會，入圍評獎的都是很好的文章，作為本科生能拿獎，我挺受寵若驚的。進入高等教育研究所讀研后，熊慶年老師是我的導師，他挺肯定我，加上好多研究生同學是從外�？紒韽偷退麄兿啾�，我對復旦肯定更熟悉，一下有了優(yōu)勢似的，成了出挑的那一個。
但我完全沒有享受這種變化，反而陷入了深深的錯愕。以前總怪自己不夠 ，現(xiàn)在明明什么都沒有改變，換了個地方就成 了，難道是真的變 了嗎？其實沒有，只不過是評價環(huán)境和標準變了。我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此前很多年追求所謂的 有多荒謬。既然 不是個客觀存在，而是取決于某個評價體系，那么我難道要為了被評價而耗盡自己的一生嗎？
困惑接踵而至：我到底是誰，我到底想干什么，如果我的目標不再是趕上其他 的同學，那么我的目標是什么？它有什么意義？
那段時間我像著了迷一樣，碰到人就和對方討論，你覺得你現(xiàn)在做的事有什么意義？甚至還去問了熊慶年老師。幾天后，熊老師給我發(fā)了個郵件，附著他職業(yè)生涯中發(fā)表的所有學術論文。在郵件里他說：這些論文，現(xiàn)在看來大部分都是「垃圾」。
熊老師的個性非常謙和，他的話一定有謙遜的成分。但我也能感覺到，他可能的確認為，從長遠來看，自己的很多論文或許不是很重要。
老師的話給了我又一個沖擊。過去習慣外界的評價體系時，我覺得做學術挺體面的。但當我開始向內尋求，熊老師讓我知道，做學術也可能變得沒有意義。并不是說走了學術這條路，意義就自動來了。
2017年碩士論文答辯現(xiàn)場鄭雅君與熊老師的合影
我在訪談中加入了這個話題。繼而發(fā)現(xiàn)，這似乎是這個年齡段的同學普遍的困惑。包括那些曾讓我覺得有距離感的精英同學，他們和我一樣，也要面臨意義制造的問題。
我意識到，能夠自由地去探索我的答案，還可以通過研究聽到別人的答案，這是個非常大的特權和幸運。熊老師曾建議我把本科論文擴展一下，寫成碩士論文，這樣兩年就可以畢業(yè)，能把延畢耽擱的時間搶回來。但我堅持要做出路問題的研究，我說不為別的，我就是想解決自己的困惑。我不僅想弄明白大家的出路是怎么來的，還想知道他們是怎么從出路中找到意義的。
復旦的昌盛生長于甘肅偏遠農村，高考前沒有出過省。到復旦后，他發(fā)覺和條件優(yōu)越的同學比，自己的差距「不是努力就可以趕得上的」。他陷入長達一年的輕度抑郁，不去上課，拒絕社交。昌盛向我描述自己那段時間的狀態(tài)：躺在三樓的床上看著窗外，「外面陽光很好，但我不愿意出去，我感覺我和外面是隔絕的�！�
幫助昌盛尋求到意義的是他所學的社工專業(yè)。社工面對的大多是弱勢群體，昌盛學習了如何幫助他們，也在情感上產(chǎn)生了共鳴，慢慢從抑郁中走出來。后來他做了選調生。
還有給我深刻印象的梓桐，是從云南農村考入復旦中文系的。經(jīng)歷了兢兢業(yè)業(yè)刷績點、參與支教、去臺灣交流后，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成天想，工作到底有什么意義呢？」
大三時，梓桐開始跟隨老師做一個古典文獻學的項目。他漸漸發(fā)現(xiàn)，自己對讀書和思想最有興趣，確立了做學術的志向�！柑岢鲇袉l(fā)的洞見或者觀念，能夠幫助今天的人理解自己的處境，這是我最想做的事�！顾J為讀了這么好的大學，如果滿足于過小確幸的生活，「我覺得你是沒良心的�！埂钢蛔非螵毶破渖�，不求道的話，那沒有價值�！刮覇査f的道是什么，他回答：是張載的橫渠四句。
有些同學讓我看到，有時，意義來自選擇后的建構。前段時間我去都江堰旅行，見到了訪談過的一位復旦學妹。她畢業(yè)后作為選調生去了都江堰，現(xiàn)在在當?shù)貦C關的政研室工作，專門負責寫材料。她告訴我，可能自己寫的東西80%落不到實處，但想想只要有20%能落實，也是善莫大焉。她與家鄉(xiāng)有深刻的情感連接，愿意去服務當?shù)亍?/p>
我開始感到自己的研究是有價值的，不需要誰認可或是發(fā)表，而是它自身具備內在價值。它滋養(yǎng)了我的生命，擴展了我的認知邊界，也讓我更理解他人。你發(fā)現(xiàn)生活可以有很多種，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種。特別是雖說像家庭背景這樣的參數(shù)無法改變，常會讓人覺得無力，想躺平，但當你走到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中去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比理論精彩得多。人如何看待自己無法改變的因素，如何創(chuàng)造意義，都有很多可能性。你也會覺得的確需要對自己有所交代，而不是說簡單躺平完事。不夸張地說，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我整個人都脫胎換骨了。
修改書稿時，我特意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加了一章，討論價值信念。我覺得，如果僅僅指出上大學需要具備的技巧，導致大家都鉆營式地去學套路，這個沒有意義，無非是換一種方式卷，搞成了成功學。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想獲得長遠的發(fā)展，可能必須得思考自己到底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到底想干什么，什么事情對自己有意義。這些問題是不能回避的。
書出版后，我給每一位接受過我訪談的同學都寄去了一本。出乎意料，他們都很高興，有人甚至在朋友圈主動披露「我就是書里那XX」。兩周前，我在一檔播客節(jié)目里分享了自己研究過程中的一些體會，并且公開了微信號方便接受反饋意見。沒想到真的有很多人加我，絕大部分都是大學生。他們有的給我寫了很長的信，表達自己的共鳴，告訴我這個研究對他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有的就是一兩句話，單純表達祝福和支持；也有的什么也沒說，大概只想躺在我的朋友圈里，當一個安靜的支持者。
博士六年，我繼續(xù)著寒門學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礙的研究，即將論文答辯。全力將我從小地方托舉出來的媽媽，將會看到我學業(yè)的最終成果。最近出了書，好多叔叔阿姨知道了，在朋友圈轉發(fā)媒體對我的報道。我媽挨個點贊，回復「謝謝您長期以來的鼓勵和支持」，再加兩個抱拳的表情。
狗娃子，棒棒噠，她夸我。
畢業(yè)典禮現(xiàn)場的鄭雅君和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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