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親屬的“最后告別權”
曾成杰，湖南三館房地產(chǎn)開發(fā)集團有限公司原總裁，因犯集資詐騙罪被判處死刑。
2013年7月12日晚10時04分，曾成杰的女兒曾珊通過微博“@曾成杰之女”發(fā)布消息:“上午我爸爸已經(jīng)被執(zhí)行死刑了。我們連他的最后一面也沒見到!一句遺言也沒有!”10時42分，她再次發(fā)微博:“一大早趕到法院，看到了執(zhí)行死刑的布告。我和哥哥腦子一片空白，為什么不通知我們，哪怕讓我們看一眼遺體也成，為什么?”
執(zhí)行死刑未通知親屬是否合情合法?曾珊的微博被大量轉發(fā)、評論。7月13日17點19分，長沙市中級法院在其官方微博發(fā)布消息稱:“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對犯人執(zhí)行死刑時，犯人必須跟親人見面�！边@條微博激起網(wǎng)友憤怒，被批“最冰冷回復”。半小時后，該微博被刪除。
18時56分，長沙中院微博稱，“7月12日上午，長沙市中級法院在對罪犯曾成杰執(zhí)行死刑前驗明正身時，法官告知其有權會見親屬，但罪犯曾成杰并沒有提出此要求，在其遺言中也沒有提出�！�
20時，長沙中院微博就“最冰冷回復”致歉，“今天由于微博管理人員對刑事法律學習鉆研不夠，想當然辦事，面對網(wǎng)上輿論不淡定，導致發(fā)出了一條錯誤信息并在領導發(fā)現(xiàn)后刪除……特此向網(wǎng)友和公眾道歉�！�
7月14日，曾珊收到了來自長沙中院的死刑執(zhí)行通知的掛號信。掛號信的郵戳顯示，信是7月13日郵寄出來的。
同一天，湖南省高級法院新聞發(fā)言人曾鼎新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除了為什么判處曾成杰死刑等實體問題，曾鼎新也談到公眾關心的程序問題。他介紹，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4日核準曾成杰死刑。7月12日長沙中院對曾成杰執(zhí)行死刑�！皳�(jù)我們了解，湖南省長沙市中級法院于執(zhí)行當日，將曾成杰的死刑執(zhí)行布告貼于法院的公告欄內。因為案卷材料中沒有曾成杰的二女兒、兒子的聯(lián)系方式，故當日執(zhí)行后法院將執(zhí)行通知書郵寄送達曾成杰的女婿(大女兒丈夫)�！�
但曾珊并不認可“沒有聯(lián)系方式”的說法。她在“@曾成杰之女”發(fā)微博稱:“我爸爸知道我們的電話號碼，再說，法院肯定有爸爸律師的聯(lián)系方式!”
15日下午，長沙中院刑事審判二庭庭長吳冀湘通過媒體公開回應外界質疑。他首先就“最冰冷回復”道歉，稱長沙中院在對曾成杰驗明正身時，告知有權會見近親屬，曾未提出會見近親屬的要求。就曾成杰家屬質疑的死刑執(zhí)行通知書的寄送時間，吳冀湘表示，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是，在執(zhí)行死刑后，法院應當通知罪犯的家屬。
有沒有可能做得更好
關于“最后告別權”為何沒有實現(xiàn)，法院先后給出幾種說法�！胺蓻]有明文規(guī)定，對犯人執(zhí)行死刑時，犯人必須跟親人見面”，是法院首次回應。因為受到網(wǎng)友激烈抨擊，此條微博被刪除，法院和相關人員也做了道歉。其實，如果對“法律”做狹義理解，僅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規(guī)范性文件，如果刑訴法“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guī)定僅有宣示意義而不能成為司法人員行動的最高準則，那么，“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就并非不是事實。
接下來，我們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標準審視法院最新解釋，看這事兒有沒有可能做得更好。按照長沙中院吳冀湘庭長回應，在對曾成杰驗明正身時，告知有權會見近親屬，曾未提出會見近親屬的要求。7月13日晚長沙中院官方微博，也發(fā)了同樣內容的微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仝宗錦以長微博的方式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他認為，驗明正身盡管也是“執(zhí)行死刑前”，但已經(jīng)是執(zhí)行前的迫在眉睫時刻，根據(jù)相關規(guī)定，除非出現(xiàn)六種情形((一)罪犯可能有其他犯罪的;(二)共同犯罪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到案，可能影響罪犯量刑的;(三)共同犯罪的其他罪犯被暫停或者停止執(zhí)行死刑，可能影響罪犯量刑的;(四)罪犯揭發(fā)重大犯罪事實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xiàn)，可能需要改判的;(五)罪犯懷孕的;(六)判決、裁定可能有影響定罪量刑的其他錯誤的)，否則不能暫停執(zhí)行，因而此時告知，在時間上根本不可能完成申請、通知親屬、親屬趕來，法院安排會見等耗時較長的過程。
吳冀湘在回應中對此作了說明，“驗明正身與實際執(zhí)行有一段時間，如果在驗明正身時，曾成杰提出此要求，并提供其近親屬的聯(lián)系方式，我們會依法通知，并相應延遲執(zhí)行時間�！蔽覀児们艺J可其說法，不過，既然申請會見是曾成杰的權利，保障其權利實現(xiàn)是法院義務，那么，從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到7月12日執(zhí)行死刑，將近一個月時間，其間提早告知，顯然更有利于這種權利的實現(xiàn)。驗明正身時才告知，會見得以實現(xiàn)的前提是他能夠“提供其近親屬的聯(lián)系方式”。這意味著，如果不能提供，即使他有會見的要求，也注定難以實現(xiàn)。而早一些告知，一旦他申請會見卻無聯(lián)系方式，法院有充裕時間尋找親屬。
可見，這件事法院并非沒有做得更好的空間。
“最后告別權”是誰的權利
“對曾成杰驗明正身時，告知有權會見近親屬，曾未提出會見近親屬的要求”，我們沒有根據(jù)懷疑法院的說法。司法實踐中，出于愧對家人、不想讓家人承受生離死別痛苦等各種原因，死刑犯不申請會見的情況確實存在。不過，考慮“最后告別權”對雙方情感的重大價值，當親屬對死刑犯“不申請”有疑問時，法院應提供這方面的證據(jù)。
死刑犯不要求見，就可以不通知親屬，由此不難推測，在部分司法人員看來，“最后告別權”是死刑犯的權利，而親屬這方面的權利，是“從屬于”前者的。
果然如此嗎?
在這一話題的討論中，2007年3月兩高、公安部、司法部聯(lián)合發(fā)布的《關于進一步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辦理死刑案件質量的意見》第45條，今年1月1日實施的最高法院《關于適用的解釋》第423條，被反復提及。前者表述是:“人民法院向罪犯送達核準死刑的裁判文書時，應當告知罪犯有權申請會見其近親屬。罪犯提出會見申請并提供具體地址和聯(lián)系方式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原審人民法院應當通知罪犯的近親屬。罪犯近親屬提出會見申請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并及時安排會見”(此條似可證明，驗明正身時方告知曾成杰可申請會見，有違法之嫌);后者的表述是:“第一審人民法院在執(zhí)行死刑前，應當告知罪犯有權會見其近親屬。罪犯申請會見并提供具體聯(lián)系方式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近親屬。罪犯近親屬申請會見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并及時安排會見�！比绾卫斫膺@兩條，爭議頗大。
以司法解釋第423條為例，一種理解是:后半句“罪犯近親屬申請會見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并及時安排會見”，是以前半句“罪犯申請會見并提供具體聯(lián)系方式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近親屬”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只有罪犯申請會見，法院通知了其近親屬，后者才有申請的“資格”;如果罪犯沒有申請會見，法院也就無需通知其近親屬，他們自然也無從申請。
另一種理解，是死刑犯和其近親屬享有獨立的申請會見權，后者申請并不以前者申請為前提。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就這一事件在央視網(wǎng)撰文稱，“死刑執(zhí)行法院不僅要保障死刑犯的會見申請權，而且還要保障死刑犯近親屬的會見申請權。兩個會見申請權是彼此獨立、并列存在的。死刑犯放棄申請，不等于近親屬也放棄申請;保障了死刑犯會見權不等于同時也保障了死刑犯近親屬的會見權”，“即使死刑犯明確表示拒絕會見其近親屬，也不免除死刑執(zhí)行法院在死刑執(zhí)行前通知死刑犯近親屬的義務”。
上述兩種理解，到底哪一個是相關司法解釋的本意，一時難以判斷，需要制定機關釋明�？晒﹨⒖嫉氖亲罡叻ㄔ�1998年9月2日出臺的《關于執(zhí)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43條:“執(zhí)行死刑前，罪犯提出會見其近親屬或者其近親屬提出會見罪犯申請的，人民法院可以準許�！彪m然當時“可以準許”的“力度”不如現(xiàn)在的“應當準許”，但它明確了罪犯及其近親屬雙方均享有申請會見的權利。從司法進步考量，目前規(guī)定，第二種理解似應為正解，否則便有“開倒車”之嫌。
從人性角度看，賦予雙方這種權利更合適。一些罪犯之所以不申請會見，原因在于無顏面對家人，甚至擔心自己申請家人也不見(司法實踐中犯人申請會見，家人不見的情況不鮮見)。如果是這種情況，當他知道家人想見自己一面的時候，不申請會見的想法未必不會改變。更重要的是，除了死刑犯，其親屬的情感也需要得到尊重。也許親屬申請了會見，最終還是因為罪犯拒絕會見不能實現(xiàn)，但此時雙方心中至少都不再有遺憾。我甚至認為，如果罪犯不愿面對面，讓親人遠遠看上他一眼，也是莫大心理安慰。不知這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讓死刑犯帶著感激“上路”
親屬在未最后告別的情況下被執(zhí)行死刑，體會這種切膚之痛的，曾成杰的家人不是第一個。2004年，殺害4名同學的云南大學學生馬加爵，也是在親屬不知情情況下被執(zhí)行死刑的。當年6月18日《新京報》報道，馬加爵的姐姐從網(wǎng)上看到有關消息后主動給記者打電話:“我弟弟是不是真的死了?”他的父親接受采訪過程中則不斷重復著一句話:“法院應該通知我一聲啊……”
時間過去近十年，馬加爵家人的遺憾在曾成杰家人身上重現(xiàn)，令人極其遺憾。據(jù)法律界人士稱，死刑執(zhí)行后才通知親屬，是很多地方慣常做法。因為刑事訴訟法并未提及會見權，僅在第252條規(guī)定“執(zhí)行死刑后，交付執(zhí)行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罪犯家屬”，先執(zhí)行后通知在法律上似乎并無問題。
對于死刑犯會見權為何未寫進刑訴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樊崇義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稱，1996年刑訴法首次加入執(zhí)行死刑后應當通知罪犯家屬的條款，然而在這之后，在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了好壞兩種結果:一方面，有的罪犯在被行刑前幡然悔悟，跟家人抱頭痛哭叮囑晚輩照顧長輩;但是另一方面，有些罪犯家屬又出現(xiàn)了刑場搗亂、阻撓執(zhí)行的過激行為。因此，去年刑訴法再次修改時，學界沒有再進一步推動該條款修改，而選擇了維持現(xiàn)狀。
從曾成杰事件引發(fā)巨大反響看，在這一事關公民權利和情感的重大問題上，“維持現(xiàn)狀”肯定不行了。避免少數(shù)人有過激行為，是一個技術問題，對于掌握國家權力的司法機關來說，并不難處理。因為少數(shù)人的過激而拒絕在法律上確認多數(shù)人的權利，實乃因噎廢食。
死刑犯走向毀滅，是其咎由自取;讓他們?yōu)樽约旱淖飷盒袨楦冻錾拇鷥r，是被害人和社會應得的正義。然而，一個人來世上走一遭不容易，當他以一種并不光彩的方式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讓他和他愛的人、愛他的人做最后的告別，是人性的要求�？剂糠缸锇l(fā)生，犯罪形態(tài)、犯罪起因等不一而足，而罪犯對于社會、他人的冷漠心態(tài)，卻如出一轍。正是人性的冷漠，導致罪犯作出種種喪心病狂的行為。而減少犯罪，也需要從喚起更多人的溫情開始。給死刑犯最后的關愛，讓他們及其親屬體會最后的溫情，是“溫情建設”的一部分。
早在2003年，北京市高級法院即出臺了死刑犯臨刑會見制度。死刑犯李軍成為首個受益者，在法院安排下見到妻子的李軍說，這“滿足了我心里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個愿望，我十分感謝政府、感謝法院�！�
當罪犯帶著感激上路，其親屬以感恩之心生活的時候，司法才算實現(xiàn)了“以人為本”，社會和諧也才能更有保障。這，恐怕也正是曾成杰案引起公眾如此強烈關注的原因。
鏈接
2003年，北京高級法院出臺《關于死刑犯與近親屬會見的實施意見(暫行)》。該《會見意見》規(guī)定:可以申請會見死刑犯的“近親屬”包括:死刑犯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死刑犯在執(zhí)行死刑前會見近親屬只安排一次，參與會見的近親屬一般不超過兩人。
會見應遵守雙方自愿的原則，法院不違背任何一方的意愿安排會見。同時，為防止會見時雙方情緒過于激動而發(fā)生意外，法院還會特別安排醫(yī)務人員帶著急救藥箱在會見室外等候。
作者：李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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