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明朝文人有些另類,與唐代文人的大氣磅礴不同,與宋代文人的寬仁大度不同,明代文人大都處世固執(zhí),做事偏激,為了某些不切實際的名聲名譽、道統(tǒng)傳統(tǒng)而爭論不息,實則對國家和人民利益沒有任何好處。
其實,這話說得有些言過其實,應(yīng)該說,明朝文人不是有些另類,而是他們的言行反映出來的極端風氣太另類。
明朝嘉靖年間,曾發(fā)生圍繞世宗朱厚熜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禮而進行君臣論戰(zhàn)的所謂大禮儀事件,就因為世宗的生父、生母不是皇帝、皇后的身份,而引起整個文官群體卻如臨大敵,誓死捍衛(wèi)所謂的正統(tǒng),一定要爭論出個名正言順才肯罷休。
這件事情發(fā)生不久,后來又發(fā)生了紅丸案、移宮案等等,無不反映了整個明朝文人這種極端的傾向:不考慮國家的實際利益,為的是個人的名節(jié),不惜采取對抗皇帝的行動。
明朝文人們似乎以當眾頂撞皇帝而被打屁股這樣極端的事情為榮,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體現(xiàn)他們忠君愛國的狂熱理想。
朝廷官場上明朝文人的極端風氣不可避免地影響民間文人的風氣,以致于有的明朝文人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竟然以暴露無恥為賣點,把得了性病的事情寫入詩文大加高調(diào)宣揚,這種得了性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事情,真實反映了潛藏在明朝文人心靈深處的極端惡俗。
當時,最典型的實例就是明朝著名文人屠隆之死、另一位著名明朝文人湯顯祖為其寫詩以敘朋友之情的一件事。
長期沉溺于男歡女愛,整日縱情于聲色之樂,在給屠長卿帶來創(chuàng)作靈感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萬歷十二年,時任禮部主事的屠隆,因為在當朝宰相張居正的大喪期間招惹風塵女子,有失朝庭官員顏面,而被神宗皇帝親自下詔削籍回家。
削官后的屠隆在以后的日子里,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為更加放蕩不檢。他以超出一般人輕佻之舉,整日出沒于煙花柳巷之中,游戲于風塵女子之間。在當時那種沒有任何衛(wèi)生理念、沒有絲毫防范措施的年代里,屠隆在把感情寄托到青樓妓女身上的同時,青樓妓女也就把花柳病轉(zhuǎn)移到了他的身上。
就在屠隆死的前一年,湯顯祖為了屠隆的性病生活竟然一口氣寫了十首詩,并把題目定為《長卿苦情寄之瘍,筋骨段壞,號痛不可忍。教令闔舍念觀世音稍定,戲寄十絕》,寄給了時在臥病之中的屠攏
所謂情寄之瘍,即為當時花柳病梅毒的雅稱,舊時稱這種性病為楊梅大瘡。在現(xiàn)代醫(yī)學中,梅毒學名為由蒼白密螺旋體引起的系統(tǒng)疾病,如果到了發(fā)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醫(yī)療條件下,也許還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無策。這位死于性病的風流才子,其出格的風流水平,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死于自殺的有之,死于政治斗爭的有之,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壽終正寢的有之,但死于梅毒這種風流病的,明朝文人屠隆卻是第一個。
可以說,屠隆風流出格,放縱自我,肉欲橫流,與桃花柳杏廝混,性生活過于糜爛,以致染上梅毒,最后不治而死,首開中國文人性病死亡的文字記錄。
明朝中后期,是一個淫風熾熱的年代,是一個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時期。從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從明朝文人墨客到販夫走卒,從商鋪里的藥石秘方到地攤上的春宮畫冊,從高門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華地段上的妓院滿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費的蓬勃興起,與明朝文人自命風流的推波助瀾,一場全民參與的明末淫風,已經(jīng)滲透到各個階層,各個領(lǐng)域。
據(jù)反映明末社會風氣的《五雜俎》記載:今之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出賣身體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已。又有不隸于官,家居而賣奸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shù)矣。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生存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生性本來就風流的屠隆,能不會更加出格的風流嗎?
從明萬歷年間的原創(chuàng)版,到2004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經(jīng)上演了四百多年,明朝文人湯顯祖娓娓描述的愛情故事,征服了無數(shù)觀眾,尤其是那些情竇初開的青年。而當年的俞二娘,用眼下的流行語來說,無疑是一位超級粉絲,即便是當今的瘋狂的追星族也難以望其項背。
小編陋見:像明朝文人屠隆這樣的風流才子,引娼挾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來,本是一件不必十分隱秘的事情。但是,得了花柳病,多少有點中獎的榮耀感,實在是匪夷所思。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朝文人湯顯祖卻把此事視作風流,不但不覺得這是件多么難以啟口的話題,反而堂而皇之讓這件事進詩入文,而且公開的添油加醋高調(diào)宣揚。這無疑是明朝文人潛伏在心靈深處的極端惡俗真實生動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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