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由于在位時間長，許多導(dǎo)致明亡的事件貌似都與他有關(guān)，因此史家給他的蓋棺定論是——明實亡于萬歷。

　　開棺焚尸，又遺臭萬年，實在是倒霉透了。

　　但歷史經(jīng)驗告訴我們：任何事件都不能簡單、片面的去看，因此，有必要揭開萬歷身上的層層面紗，看看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少年的煩惱

　　萬歷是個幸運兒，他是隆慶帝三子，生母是李貴妃，既非嫡也非長，但幸運的是，陳皇后肚皮不爭氣，他兩個庶出哥哥又死得早，所以在隆慶繼位第二年，就眾望所歸的成了皇太子。

　　同時，他也是個小機靈鬼，年僅五歲就能勸諫父皇不要獨自騎乘，對于“母后”更是恪盡孝道，陳皇后患病期間，小萬歷不僅隨生母一同侍候起居，還在進出坤寧宮寢殿時表現(xiàn)得輕手輕腳。隆慶一朝后宮和睦， 有他的一份功勞。

　　擺平了皇帝和皇后，朱翊鈞登基也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但幸運抑或不幸的是，隆慶死得太早了，朱翊鈞變成萬歷時年僅九歲。

　　小皇帝自然受到了重點“照顧”和全方位的“培養(yǎng)”。

　　史載，已升格為太后的李氏對他管教極為嚴(yán)厲，不僅庚時起戌時睡，雷打不動，還同吃同住，讓兒子在眼皮底下工作、學(xué)習(xí)和生活。

　　而身為首輔兼帝師的張居正，更是沒把萬歷當(dāng)皇帝看，不僅動不動就“呵斥”、“色勃”，還不無得意的公開宣示：“吾非相，乃攝也！”

　　還有“大伴”馮保，拿著太后的尚方寶劍，對萬歷進行“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若小皇帝稍有言行不當(dāng)，就會向太后報告，太后則會給予重罰，有時甚至能罰脆個把時辰。

　　這樣，太后至上而下，張居正、馮保至下而上，形成了一個督促鐵三角，將一個緊箍咒戴在了小萬歷頭上。

　　雖然貴為皇帝，但由于缺乏自由，萬歷的幸福指數(shù)，還比不上一個地主家的少爺，甚至連賞賜太監(jiān)、宮女的錢都拿不出來。

　　此環(huán)境下成長起來的萬歷自然形成了謹(jǐn)慎、怯懦，還有點小敏感的性格。

　　但不得不說，李太后和張居正十年的“棍棒式教育”還是很成功的。

　　親政以后，萬歷并沒有表現(xiàn)出大權(quán)獨攬的張狂與放任，仍然熱愛學(xué)習(xí)，他命人把歷代明帝《實錄》抄出副本供他觀閱，又令太監(jiān)搜羅各個領(lǐng)域新出版的圖書供他閱讀。

　　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勤奮好學(xué)的青年，英主模版教育下的皇帝，幾年后卻不再上朝，這是為什么呢？

　　陰差陽錯“一夜情”

　　提到萬歷怠政，就不得不提萬歷的“一夜情”。

　　萬歷九年冬，也就是張居正去世前一年，19歲的朱翊鈞迎來了他的“一夜情”。

　　當(dāng)時萬歷去給生母請安，恰好慈圣太后不在，有一個為他奉茶的王姓宮女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許是荷爾蒙的長期壓抑，亦或王氏長得頗為性感，總之，萬歷一時沒忍住，把她給“就地正法”了。

　　這事做得很不“厚道”，時間是在向母后問安時，地點是在母后宮中，人物是母后身邊宮女，事件是件淫事，所以萬歷很沒面子，但更不給面子的是王氏竟然懷了龍種，將皇帝這點隱私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令他十分難堪。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也還不算什么，畢竟皇家事，遮一遮也就過去了，但急于抱孫子的李太后卻不想讓孫子偷偷摸摸，她取來《內(nèi)起居注》，逼迫萬歷承認(rèn)此事，并要求妥善安置王氏。

　　王氏也不負所望，在李太后的親切關(guān)懷下，于次年八月成功誕下了皇長子朱常洛，上位恭妃。

　　萬歷自然對這個陰差陽錯得來的兒子不感冒，特別是在他愛上了貴妃鄭氏，并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之后。

　　按照萬歷的想法，太子之位自然要歸屬自己與鄭貴妃的愛情結(jié)晶，然而群臣不許。

　　他們利用萬歷的軟弱，不斷打著各種旗號，以諫諍的名義，全方位的支持朱常洛上位。

　　很多人以為按照祖制禮法，朱常洛是當(dāng)然的太子 ，其實不然。

　　禮法首先考慮的是立嫡，朱常洛和朱常洵都不是嫡子，王氏和鄭氏誰上位皇后，誰的兒子就是太子。萬歷選擇朱常洵既是人之常情，也非與禮法有礙。

　　大臣們反對的理由是有問題的，但他們還為何要堅持呢？

　　明代的“國嘴”

　　對于官員們來說，他們之所以無所畏懼，除了萬歷的軟弱以外，還有機制上的根源——言官制度。

　　明代的言官主要有都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御史著重監(jiān)察官員，屬于一般監(jiān)督，六科監(jiān)督六部業(yè)務(wù)，屬于專業(yè)監(jiān)督。一個對人，一個對事，兩者合稱“科道官”。

　　其中，給事中還有封駁之權(quán)，可以否定皇帝決策，權(quán)利相當(dāng)之大。

　　老朱設(shè)立六科的初衷是鼓勵大臣直諫，糾正皇帝錯誤，從而確保朱家江山萬世，但后來就逐漸變味了。

　　后世的臣子們可以拿著《祖訓(xùn)》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擔(dān)心被罰，言官們以此為恃，有恃無恐。

　　所以，明代的文人都很強勢，敢跟皇帝對著干，而且還不能把他們怎么樣，就算打一頓廷仗，回家種地，那也是光宗耀祖、士民典范，甚至打得越狠，地位口碑越好。

　　于是，一些沽名釣譽之人，就以諍諫為名謀取政治資本，而“廢長立幼”，維護祖制，永遠正確，又是一個非常好的炒題。

　　萬歷認(rèn)為冊封貴妃與立儲根本是兩碼事，大臣們不該把兩事聯(lián)系起來，他斥責(zé)群臣“屢借風(fēng)聞之語”，找他的毛病，而對于“鬻貨欺君，嗜利不軌”這類真正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實在是“好生可惡”。對于這類奏章，他說：“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進行冷處理。

　　也許有人會說，皇帝有生殺予奪大權(quán)，還怕朝臣抨擊，殺幾個讓群臣閉嘴不就完了？事實上，只有昏君才會濫用刑罰，像萬歷這樣經(jīng)過長期儒家經(jīng)典教育的君主又怎會采取這種野蠻暴力手段呢？

　　鄭貴妃就為此經(jīng)常嘲笑他：“越看越像個老太太！”

　　但即便如此，萬歷還是守住了為仁君的初心。

　　萬歷十五年臘月，大理寺左評事維于仁上了一疏，痛斥萬歷“酗酒”、“戀色”、“貪財”、“尚氣”，言辭之激烈、情緒之憤慨，簡直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

　　即便在今天看來，作為人臣，“維于仁們”的話也顯得相當(dāng)過分。但萬歷雖然每次都氣得吐血，卻并未因此大開殺戒，而是滿腹委屈地替自己辯解，頂多也就是將維于仁之流革職了事。

　　萬歷二十九年冬，在生母的干預(yù)下，萬歷最終還是冊封朱常洛為太子，并忍痛讓自己最喜愛的兒子前往洛陽就藩。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把萬歷換成康熙，或者換成他的爺爺嘉靖，“國本之爭”不僅不會拖那么久，而且，也絕不會是那樣一種結(jié)果，甚至，“國本之爭”根本就不會出現(xiàn)。

　　從這一方面來講，萬歷絕非一個壞皇帝，更非暴君。

　　但即便萬歷做出了讓步，國本問題也沒有因此結(jié)束，反而變得變本加厲，那些在黨爭中受到處理的人利用繼位問題又陸續(xù)制造了“《憂危竑議》妖書案”、“梃擊案”等案件，以此打擊政敵、轉(zhuǎn)移焦點或是報復(fù)皇帝。

　　而與進諫動機日趨復(fù)雜相適應(yīng)，萬歷的冷處理也在不斷升級，由最開始的“不批”發(fā)展到不任免官員，最終到二十年不朝。

　　所以，萬歷長期不上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躲避朝臣噴向他的口水。

　　太極高手

　　許多人認(rèn)為萬歷長年“不朝”，是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完全是不同的概念，“萬歷三大征”就是在他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

　　“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寧夏蒙古哱拜之亂、播州土司楊應(yīng)龍之亂以及抗擊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役。這三場戰(zhàn)爭規(guī)模大、持續(xù)時間長、困難重重，但最終都取得了完全之勝利。這與萬歷皇帝親自拍板決定的人員安排、戰(zhàn)略決策是分不開的，比如寧夏之亂中，在初戰(zhàn)不利的情況下，萬歷堅持用兵，最終漂亮地平定了叛亂。

　　可以說萬歷的武功遠超“十全老人”乾隆。

　　在明代，上朝就像開大會，人多口雜，并不適合問政，尤其是在口水滿天飛的國本之爭時期，上朝只能是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吵架的機會，對于政務(wù)處理，沒有任何益處。將其取締，對于遏制不正之風(fēng)，倒是有一定積極作用。就像現(xiàn)在強調(diào)要開小會、開短會，涉及到的人參會，無關(guān)人員沒必要陪綁一樣。

　　打開《神宗實錄》可以看到，萬歷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記載，與十五年以前并沒有什么區(qū)別，賑濟救災(zāi)、整頓吏治、平定叛亂、治理河道、發(fā)展經(jīng)濟、對外交往，一個也沒有少，私毫看不出怠政的樣子，反而能看出隨著年齡增長，萬歷執(zhí)政能力的不斷加強。

　　工人喜歡把活干在明處，老板則更愿意幕后操控，萬歷作為明朝最大的老板，將上朝改為“靜攝”，其實質(zhì)也是在幕后操縱。而他之所以能這樣做，有制度的保障。

　　明代有完善的制度。朱元璋為確保朱氏子孫長治久安，在總結(jié)歷代政治得失的基礎(chǔ)上，精心設(shè)計了一整套法令制度，對于機構(gòu)設(shè)置、皇帝言行、百官規(guī)范、后宮操守都作了十分具體而細致的規(guī)定，在《皇明祖訓(xùn)》、《太祖寶訓(xùn)》中，老朱更是不厭其煩地將其逐條拆解訓(xùn)誡，幾近叨絮。

　　可以說，朱元璋在制度建設(shè)上達到了封建社會的 水平，各項制度不僅全面，而且完善，從維護皇權(quán)的角度看，更是極具合理性。以至于滿清幾乎照搬明之制度，而康乾更是對老朱佩服得五體投地，乃至發(fā)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有這樣的先天條件，萬歷自然樂得居宮調(diào)度，事不必躬親，少與朝臣見面，打口水仗。

　　另外，萬歷雖不上朝，但仍牢牢把控著朝堂的大政。他利用宦官與內(nèi)閣相互制衡，使皇權(quán)更加集中。例如張鯨在掌管東廠的同時負責(zé)機要印章，就連內(nèi)閣首輔都對其忌憚三分，皇帝的話好使了許多。

　　此外，他裁汰言官，提高辦事效率。人們常說萬歷怠政的另一個理由是“不任官員”，導(dǎo)致“官曹空虛”。但這應(yīng)該放在當(dāng)時的大背景下看，那些空缺的職務(wù)大都是言官，并非干實事的吏員，在黨爭的背景下，言官是口水戰(zhàn)的主力，將其裁汰對于抑制黨爭十分有效。此外減少言官數(shù)量，對于精簡機構(gòu)，節(jié)約行政開支，提高辦事效率，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另外，萬歷不上朝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身體欠佳。他曾多次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足心疼痛、步履艱難”，很多人以為這是推托之詞，為他自己懶惰找的借口。

　　但實際上這是事實，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者發(fā)掘定陵時發(fā)現(xiàn)萬歷皇帝右腿蜷曲，尸骨復(fù)原后右腿也明顯比左腿短，萬歷確實患有嚴(yán)重的足疾。

　　對于一個既敏感，又稍許自卑的皇帝而言，是非常不愿讓臣子看到自己不堪一面的。

　　結(jié)語

　　通過分析我們弄清了萬歷“不批”、“不朝”以及“官曹空虛”的真實原因，以此作為怠政的依據(jù)顯然是不合適的。而恰恰相反，萬歷的“靜攝”是一種十分高深的、太極拳似的執(zhí)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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