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的這種現象學還原沖動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對歷史必然的懸置,對生命狀態(tài)的還原——展示普通人甚至社會邊緣人的當下的人生欲求､當下的喜怒哀樂､當下的生老病死,摹仿苦澀生命的原生形態(tài),突出人生的無序､無奈和無可把握｡二､對審美本質的懸置,對文本形態(tài)的還原——以日常性敘事替代戲劇性敘事,以開放性結構替代封閉性結構,以平民意識替代精英意識,以紀實傾向替代虛構傾向,從而造就了一種平平淡淡､樸實自然的風格形態(tài)｡

　　由這種審美追求所建構的文本世界,便是一個充滿當下生活事象的世界｡對此,有論者指出:“新生代作家的寫作一開始就是小敘事的,面對當下的”｡[4]在這一當下世界的建構中,新生代作家極力取消了文本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距離和差異,現實生活事象借助語言向文本世界的轉換成為一種不需要技巧和構思,也不需要修辭和雕琢的過程｡質樸､本真､坦蕩無忌的敘述,使小說世界充盈著毛茸茸的生活質地和逼真的現場感｡在這里,文學文本與現實生活實現了無縫隙的對接｡莫里亞克曾說,“沒有一種東西能像小說那樣,真實地把人類生活的不確定性描繪得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5]某種程度上,“新生代”小說便幾近真實地描繪出了當下個體生活的不確定性,明顯具有現象主義的特征｡它是現在時的,雖然少數作品也使用歷史材料創(chuàng)作一種“寓言式”小說,但“當下話語”無疑占據主導地位｡

　　新生代作家們對“當下”的回歸,實際上是對以馬原､蘇童等人為代表的先鋒派創(chuàng)作的反撥｡新生代小說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與先鋒派小說迥異的文本景象:與先鋒派小說執(zhí)意于文學形式實驗､構織語言迷宮不同,新生代小說直接將生活植入文本,淡化乃至放逐了語言的修飾功能,小說空間活躍著可觸可感的世俗物象;與先鋒小說所營造的充滿著濃厚主觀色彩和空靈感的意境氛圍不同,新生代小說摒棄了形而上的精神體驗和虛幻的想象,而凸顯了世俗的物質性特征和由物質所激發(fā)､膨脹起來的種種敞開式的欲望;與先鋒小說自覺的精英意識和啟蒙話語不同,新生代小說在逼真地傳達個體人生經驗時形成了其平民化､私語化特征;先鋒小說對西方現代小說技巧的熱衷和運用,與新生代小說不事技巧的樸拙､直白的敘事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然,從另一視角來看,新生代作家在對自我人生經驗的書寫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主流話語和精英話語的自覺回避,對傳統寫作模式的摒棄,以及對邊緣化人物､事象的情有獨鐘,在客觀上也呈露出某種先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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