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點支持經(jīng)典閱讀的理由也是錯誤的，因為這條理由預設了：“即使不受二手資料偏見的影響，讀原著也是可行的”。這一條預設在理論上似乎說得通，但在實踐上卻行不通。原因很簡單，西哲經(jīng)典往往是用古代西方語言(如古希臘語和拉丁語)或非常難懂的近現(xiàn)代語言(如康德、黑格爾的德語)寫成的，不借助譯本，學生根本就沒有辦法讀。但譯本本身就是二手材料，因為翻譯本身就摻雜了譯者的思想，不是原汁原味的。比如，你分別用李秋零的譯本、鄧曉芒的譯本或古伊爾(Paul Guyer)的英譯本去讀《純粹理性批判》，感受就會非常不同。另外，即使是讀譯本(甚至是質量很好的譯本)，學生在學習哲學史的時候也會產(chǎn)生大量的知識盲點。原因很簡單，一部偉大哲學著作的形成往往有其復雜的歷史背景，而沒有關于處在此背景中的二三流哲學家的知識，原著本身是讀不懂的(比如，柏拉圖的《普羅泰格拉篇》的歷史背景是智者派的相對主義論調的甚囂塵上，康德的批判哲學展開的歷史背景是萊布尼茨—沃爾夫體系的一度盛行，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歷史背景則是布倫塔諾的哲學心理學，尤其是其意向性理論)。而要把這些缺失的背景知識全部補上，再去尋相關學者的原著來讀，所花費的時間成本顯然會過高。因此，讀優(yōu)秀的二手哲學史資料，是把握這些缺失環(huán)節(jié)的最有效的辦法�！�3】

　　最后，支持“以經(jīng)典閱讀為綱”的第四點理由也是錯的，因為這種觀點過分貶低了當代人編寫的哲學教科書在教學上的入門作用。根據(jù)筆者的教學體會來看，若學生不讀專門討論哲學問題本身的哲學教科書，卻只讀過往的哲學經(jīng)典，就會形成“哲學研究就是思想史研究”的錯誤觀念。這個觀點之所以錯，因為它本身就和思想史的真實情況相抵觸。實際上，歷史上幾乎沒有什么大哲學家是通過做哲學史而成為大哲學家的，相反，哲學史研究一般在其研究著作的整體中往往占據(jù)邊緣地位。如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只有在其第一卷簡單地回顧了在他以前的希臘哲學，爾后就是說自己的思想;康德和維特根斯坦都以對哲學史研究冷漠而出名;黑格爾雖有《哲學史講演錄》、胡塞爾雖有《歐洲科學的研究和先驗現(xiàn)象學》，但這都不算他們最核心的著作(他們各自的核心著作分別是《邏輯學》和《大觀念》)。而要把學生真正引進哲學門，就得引導他們思考哲學本身，即像這些大師那樣保持對哲學問題本身的敬畏——而不是首先培養(yǎng)學生對于大師的敬畏(這就好比說，物理學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愛上物理學，而不是愛上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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