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他不排斥接受采訪，但從來都只說觀點，極少提及具體現(xiàn)實，更不用說心理動作了。公眾和媒體只能從他1994年出版的第三張專輯，《紅旗下的蛋》中，窺測一二。“我們看誰能夠，一直堅持到底”、“紅旗還在飄揚，沒有固定方向”、“我要結束這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著風向前”。

　　《紅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張被歌迷廣泛接受的專輯。至今，他的演唱會絕大部分曲目都出自他的前三張專輯。

　　崔健女兒的干爸爸、美籍猶太人Kenny Bloom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那段時間崔健極為難受。“他說，如果在成都演出，會有三萬人去聽。可北京是他的家鄉(xiāng)，卻不能在這里演唱。”

　　“有人可能會以為崔健是一個Trouble Maker(麻煩制造者)，但他不是，他是溝通者。”Bloom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二十年前給崔健擔任法律顧問的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大中表達了與此相似的意見。年過五旬，他仍記得崔健對他的長篇內(nèi)心傾訴：“搞搖滾樂，就要對現(xiàn)實批判，以一個批判者的角度，用音樂的方式來表達社會批判。搖滾樂是在西方世界產(chǎn)生的，最初也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國家創(chuàng)造的，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要批判現(xiàn)實。社會是要有人歌頌，也要有人批判的。批判最終極的目標，是使社會得到改進，文明走向更好的方向發(fā)展。等到文明進步了，我還應該站在更高的標準再去批判。我永遠是批判的。”

　　1999年，陳戈回國創(chuàng)立了普徠文化公司，打算把美國經(jīng)紀公司的模式搬到中國，簽約的第一個歌手便是崔健。他在北大上學時是崔健的歌迷，想了很多辦法打破“封殺”。

　　他選擇電視作為突破口，找楊瀾給崔健做了一次專訪。她和丈夫吳征都聽崔健。然后他聯(lián)系湖南衛(wèi)視，對方很有興趣，請崔健在現(xiàn)場演出。“演出之前接到廣電(總局)的電話，說最好別辦這個;湖南說那好，您給我下個文，我就停。那邊就沒回音了。”

　　2000年10月9日，崔健參加了十二家唱片公司為宣傳反盜版聯(lián)合發(fā)起的大型演唱會，“反盜維權中國華語力量總動員”，經(jīng)過一番至今不能詳說的運作，文化部允許他的名字出現(xiàn)在演出名單上。陳戈說，此舉是北京方面后來逐漸敢于放開對崔健限制的原因之一：演出性質(zhì)是公益的，而且“國家部委都批了”。此后，他繼續(xù)打這種擦邊球，一步步地消除崔健的“敏感”印象。

　　2004年初，陳戈和崔健的合約到期了，沒有續(xù)。由于盜版猖獗和網(wǎng)絡下載，他的公司幾乎收不到唱片版稅，瀕臨倒閉。

　　也在這一年的1月16日，崔健為伍佰的北京演唱會當演出嘉賓，他自己買了些票送給朋友。曹軍是受贈者之一。他說：“我終于能在北京演了，你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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