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崔健翻唱《南泥灣》觸怒了一些人，他變成了“麻煩制造者”。亞運巡演夭折后，崔健更陷入了這種狀態(tài)。北京的演出不可能得到批準，各地的演出商也都在觀望。有一種說法是：崔健喜歡在演唱歌曲的間隙說一些煽動性很強的話，惹得官方惱怒。

　　直到1991年2月，一個大膽的商人請他去廣州做了一場演出，外地的局面方才打開。但是，北京的大型演出始終得不到批準，他只能在酒吧和迪廳里活動。從1990年4月亞運巡演歸來，一直到2005年9月24日，崔健才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辦了自己的大型演唱會“陽光下的夢”。

　　1993年，曹平的女友在央視實習，看到過內(nèi)部指令：禁止崔健上央視。

　　做過崔健多年錄音師的曹軍回憶說，1990年代他去申請演出，和當時的北京市文化局市場處的處長閑聊，對方點著自己的辦公桌說：看到?jīng)]?我這兒玻璃板下邊壓著呢，崔健是不讓演的。

　　“那個處長其實私下里很欣賞老崔，還去看過好多場演出。但這事不是他能定得了的。”梁衛(wèi)平補充。

　　“封殺”也是有縫隙的。1992年末，崔健在北京展覽館辦了一場為期三天的大型演出“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感覺——為中國癌癥基金會義演”。它是中國現(xiàn)代音樂演出的一個節(jié)點。

　　梁衛(wèi)平回憶，中國癌癥基金會的一個副秘書長找到他問：你們能不能幫我們辦一場演出?他說：可以啊，不過你得負責弄到批文。

　　中國癌癥基金會的創(chuàng)始人、八十一歲的 腫瘤專家李保榮對南方周末記者清晰地回憶：“1992年，我是中國癌癥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理事長是李克農(nóng)上將的女兒李冰。為了呼吁社會支持抗癌事業(yè)，營造影響，我們想到了搖滾樂……”

　　八十高齡還在上班、出差的李保榮，談話中仍不離“資產(chǎn)階級傾向”“社會主義道路”與“黨的領(lǐng)導”，但頗有點嚴肅地聲明：“我是支持新生事物的。”

　　他當面檢查了崔健的全部歌詞，結(jié)論是沒有政治傾向，也不頹廢，“頂多有點朦朧藝術(shù)的成分”。過了幾天，批文真的下來了。

　　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張良基親自掛帥，要把崔健的這場演出變成警方工作轉(zhuǎn)型的試驗田。“找我去問國外搖滾樂演出怎么搞安保的。”梁衛(wèi)平這才知道，原來北京警方對這類音樂會的安保毫無經(jīng)驗，更沒有模式。“從前，他們印象中的音樂會觀眾都是規(guī)規(guī)矩矩坐著聽完的。”崔健此前的歷次演唱會，都搞得各地警方人仰馬翻。

　　演出效果非常成功。近20萬元盈利全部捐給癌癥基金會，崔健沒有要任何報酬。第二年，他又為北京市體育總會辦了一場募集資金的義演，方式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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